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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我是一个失败者

流沙河：我是一个失败者

流沙河

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四川成都金堂县（今青白江城厢镇）。幼习古文，后考入省立成都中学，转习新文学。1947年以第一名成果考入四川高校农化系。建国后，历任《川西农夫报》编辑记者、四川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因“草木篇”诗案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80年头写有诗作《志向》、《就是那只蟋蟀》。所编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轰动，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近年接连出版新作《流沙河认字》、《文字侦探》。

门开了，八十岁的流沙河作了个绅士欠身的动作，眨挤眼睛，示意请进。印着暗色条纹的棉质衬衫，配齐整的西装短裤，老先生看上去精神、清爽、讲究。

流沙河很瘦，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风里”。他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语速平缓，语调抑扬，仿佛一个天生的说书人，煞是好听。

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成都酷热。公寓里没有空调，一部小电扇从客厅一隅吃力地送着风。流沙河端坐在椅子上，衬衫纽扣全部系好，好像对高温毫不觉察。说到激烈处，他站起来，在客厅中来回地踱着步，起先背诵当年那些或叫他心醉，或叫他心碎的诗歌。

流沙河人生最猛烈的跌宕因诗而起。因为一组名为《草木篇》的小诗，流沙河成为全国最早的政治祭品，从今起先了22年的右派生涯。几个月后，反右正式起先。全国又有数不胜数的人因为与《草木篇》莫须有的株连而被打为右派分子，相像的人生悲剧次第上演。

如今，即使在成都活跃的诗歌圈子里，年轻的诗人们对于流沙河的名字，也已然表现得生疏—至少，流露出了明显的隔膜。流沙河告知记者，自1989年起先，他已有二十余年不曾写诗。

流沙河的80年人生中，真正写诗的时间其实相当短暂。“除却十几、二十岁出头时写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诗，也就是1979年平反后，到1989年这十年间在写。”

1979年，流沙河作为最终一批摘帽子的右派，终获平反。重提诗笔，这一次，他勤恳、当心地写了十年。

1989年之后，流沙河决意封笔，不再写诗。他改作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

流沙河假设过，假如人生重来，他还会不会选择写诗—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果考上四川高校农化系，“功课门门好，特别好，要是在农化系用功学出来，说不定就是又一个袁隆平喽！”他用一口成都话笑着调侃，语带傲慢。

又假如，当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车上，没有手痒写那组《草木篇》，流沙河仍旧作为一个诗人的人生，会否因此不同？

但他的结论是，不会。

这个夏日，窗外是密密匝匝的梧桐，时时传来巨大的蝉鸣。而那些蝉鸣停顿的瞬间，一切显得尤为宁静。在这间静得仿佛能听见杯中水声的客厅里，流沙河的讲解并描述越来越缓慢，他的川音渐渐不复初时的抑扬，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安静。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考川大的时候，你报了农化系。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志在从文？

流沙河：其实不是。我中学的时候成果特别好，尤其化学好，所以报了农化系。但其实心理上早已经偏向文科了。我是16岁的时候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他们以及苏联小说的，特别着迷，尤其是鲁迅。然后就立下了写作的志向，写诗，写杂文，发表在成都的报纸上。

报农化系，怎么说呢，因为成果好，我比人家提前半年念高校的。那是1949年初，整个气氛都告知你快要解放了。我那时候是热血青年，更是盼望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农化系啊，这个川大，感觉都是临时的，是过渡时期的选择。当时我们想的是，等新政权一建立，抓紧去干想干的事情，去为它做贡献。川大我念了几个月就离校了，赶着去报社工作—我其实都不是个高校毕业生。

但是我们那个成都中学—当时叫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就是现在的成都二中，是特别好的，是当时的“四大名校”。中学之前我在金堂县，从县里考上来的。像我那样16岁发表诗文什么的啊，一点不稀奇。同学里头有才华的人很多，有人14岁就能写很好的诗。

南都周刊：人才辈出，你觉得是什么缘由造成的？

流沙河：自由，自由教化。当时的教化，和五十年头之后的教化，迥然不同。

南都周刊：以当时的成都中学为例，详细来说它是怎么推行自由教化的？

流沙河：我记得校长有一年请叶青(微博)来学校讲话，叶青是谁呢，他是当时国民党宣扬部副部长，结果我们学生一起抵制他，校长也无可奈何。老师更不管学生这些事。当时的老师，对于学生的什么操行等第啊，课堂纪律啊，一概不用操劳。他只须要把书教好就是了。

那些老师啊，真好！特别有学问。上来没有多余的话，立刻就开讲，语言精确，叙述清晰，相当吸引人，大家听得如饥似渴。那时候老师受学生的敬重程度，现在你们想也想不到。有一次我们班两个男生打架，校长和教务主任劝不开，只好叫来代数老师。那位代数老师是个老头子，气管炎厉害，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拿个教鞭就冲过来。结果两个男生一看到他就吓住了，动也不敢动了。你看看，校长、教务主任这些官员的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