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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地方转型时代的都市商业人类学

二针对商业和市场的“经院”人类学研究

作为经济学和人类学两大学科的交互界面，经济人类学是以理论

探索为导向的当代商业人类学持之以恒的动力。经济人类学者关注人

们如何利用物质世界提供的资源来维持日常生计，如何在社会团组或

者队群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实践中表达自我和集体认同。在这一分支

学科发轫之初，研究主题侧重于所谓“原始人的经济生活”，尤其是

在非工业化情境中经济生活的文化维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普世性

曾是困扰经济人类学者的难题，也是上世纪中叶由波兰尼(Polanyi)引

发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二元论之争的焦点所在。经济人类学者

在面临西方经济学模式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适用性这一问题时，也会选

边站队，要么进入“族裔中心论”倾向的形式主义阵营，要么靠拢具

有相对主义色彩的实质主义阵营。以形式主义者自居的经济人类学者

试图探索在不充分考虑文化差异的情况下运用理性经济人来研究“他

者”的路径，其假设是:人们未必选择代价最小和最有效率的策略来进

行经济决策，但他(她)们的确会倾向于寻求最为理性的策略。加入实

质主义阵营的经济人类学者则坚信:“理性”的行为选择、利益的最大

化和资源短缺都是市场经济情境中的特有现象，缺乏普遍意义。

人类学者萨林斯(Sahlins)出版于1972年的《石器时代经济学》，

虽然在论述道义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时深受波兰尼的影响，但显

然有意将当时陷入僵局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二元论之争告一段落。

他在书中提出的三大道义互惠(reciprocity)交易模式，其适用性和普遍

性远远超出“初民社会”的范围，完全可以为观察和解读全球化时代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互动和礼尚往来的行为，如慈善馈赠、义工服务、

礼品交换和金融诈骗等，提供跨文化比较的框架。毫无疑问，萨林斯

的“文化转向”提升和拓展了商业人类学研究者的视野和境界。

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的大背景下，人类学者在族裔多元化语境中

进行的田野探索和民族志文本写作，议题日益繁杂，不再受限于传统

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取向、研究路径和观察视角。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随着制造产业不断地从美国转向劳动力价格低廉地区，原先主导协调

本土大公司企业、劳工和政府合作关系的福特主义模式逐步瓦解，最

终被“灵活积累策略”所替代，西方国家的普通大众在资本主义建设

中的角色也从生产者转向消费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突变使跨学科视

域内的消费文化研究成为商业人类学理论探索和深化的契机。人类学

者通常将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消费模式分为“极简主义”和“消费主义”

两种类型。“极简主义”消费模式主要存在于渔猎采集社会(foraging

society)，其特征是:消费需求简单而且有限，获得方式具有极强的可

持续性。而“消费主义”模式的特征是需求繁复，满足需求的方式多

种多样，是殖民主义、全球化和其他形式的扩张主义得以产生和蔓延

的助力。在着眼于田野体验的人类学者看来，消费不是单纯的经济行

为而是人们使用物品和服务而产生意义的文化和社会过程。与经济学

者一样，人类学者承认需求的物质基础，但更加强调需求恰恰是由物

品促生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并且定义了社会认同，也就是说，消

费的基本功能在于制造意义，而不是满足需求。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

消费者通过选择不同的物品，来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世界。人类

学家道格拉斯与计量经济学者爱舍伍德共同完成《商品的世界》一书，

对不同经济制度中购买以及购买互享行为对于当事人的意义，做了详

尽阐述。这部跨界力作在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人

类学者对主流经济学的专业偏见。在消费人类学视角内，两位作者展

示了商品对人群所具有分类、归纳、排除、识别、认同以及在有意无

意间将远近不同的群体连结在一起进行交流的社会功能。消费对于人

群和等级区别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用于消费的物品，也包括消费发生

的场所。以研究物质文化和大众消费见长的英国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

(DanielMiller)在《购物、场所与身份认同》一书中强调了购物场所的

文化意义，认为场所不仅仅是机械地、无意识地对历史进程的反应，

或曰一种“话语”，它们作为其所属时代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的鲜活

印证，得益于特定群体在实践过程中对它的创造与保持。

近年来人类学者将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商品和市场作为田野凝视对

象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已故人类学家西敏司

(Mintz)于1985年出版的《甜与权力》一书在多学科的视角内，重构

蔗糖从生产、分配、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