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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述评

绪论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产生于20世纪初期，是中国民族音乐与西

方交响音乐交融的产物。它的早期形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大同乐会

和北京国乐改进社，随着民族音乐的不断发展，直至1954年由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原

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乐团）提出，以拉弦乐器、弹拨乐器、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四

组乐器作为大型民族乐队的结构体制，由此确立了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编制。

新型民族乐队的建立必须与大量的演奏实践相结合。然而，由于当时作曲家们对这

种新型的乐队编制还不熟悉，并且在思想上对民族器乐创作也不够重视，因此这一时期

的民族管弦乐创作，除《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均为聂耳曲）、《彩云追月》（任光曲）

等作品是以作曲家创作的之外，大多是从事民族器乐的演奏家或指挥家改编的乐曲为

①

主。由于当时的改编者们并非作曲专业出身，对民族管弦乐的作曲技法并不了解，在

创作思维上又受到西方交响乐队模式的影响，片面理解“交响化”的概念，照搬西方传

统功能和声和交响乐队的配器原则，运用交响化的旋律发展手法，生硬效仿西方交响乐

队的音响效果，这使得民族管弦乐或多或少地失去了自身原有的艺术魅力，因而这一时

期的民族管弦乐创作在艺术质量上难以出现让人满意的音乐作品。

1961年“民族乐队音乐座谈会”的纪要《继承发展传统，贯彻“百花齐放”方针》

一文曾强调：

“某些民族乐队的组成是可以有条件地吸收西洋管弦乐队的经验和吸收某些外国乐器的，

但是生搬硬套的方法和盲目地追求所谓‘交响性’的做法，对于发扬民族乐队的特点是不利的，

也不能简单地以中西乐器混合乐队的组成方法来替代民族乐队的创造性发展。”②

由此可见，“民族乐队交响化”在当时确实是一个被人们所关注的创作问题，但是

考虑到这是一种新型的乐队形式以及当时作曲家的创作队伍，这也是处于初级阶段的中

国民族管弦乐队不可避免的一个发展过程。

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我国在政治、

经济、文化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文革”结束后不久，我国整体音乐创作都进入

①本文所讲述的中国民族管弦乐仅包括民族器乐协奏曲、民族器乐合奏曲、民族交响音画、民族交

响诗、民族交响叙事曲。

②《“民族器乐的创作与发展”系列讨论之十二——论民族乐队交响化》，梁茂春，《人民音乐》，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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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述评

了逐步恢复与发展的时期，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创作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崛起，此时

不仅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作品，还出现了新的民族管弦乐创作形式，以及丰富多样

的音乐风格，可以说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正是在这一时期迈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①

民族器乐是我国的国乐，是中华民族的国粹艺术。在当今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国际信息交流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而民族管弦乐队的出现，既为中国作曲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创作领域，又带来了如何解

决传统与借鉴这两者之间关系问题的挑战。因此，回顾并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族

管弦乐创作，对于进一步总结民族音乐的发展经验，促进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长足发展

是十分必要的。鉴于此，笔者近期查阅、分析了与之相关的理论著述，并结合个人长期

参与民族管弦乐队排练所获得的经验，将之归纳为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90年代以及

新世纪10年3个历史时期，分别从题材、体裁和风格特点等方面，逐一进行梳理、概

括、评述，以期站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层面，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微薄的

力量。

①1976年至1985年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的恢复与发展时期，代表作品有：二胡协奏曲《不屈的

苏武》（彭修文曲）、高胡与乐队《思念》（乔飞曲）、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刘文金曲）、民族管

弦乐合奏《蜀宫夜宴》（朱舟、俞抒、高为杰曲）等。与此同时，民乐小合奏的创作也进入到探索时

期，代表作品有：《丝路驼铃》（刘锡津曲）、《敦煌古韵》（赵咏山曲）、《龙腾虎跃》（李民雄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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