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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

第1章导论

1.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流转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了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工潮”（胡拥军，2014）。至此，人们习惯认为我国廉价劳动力是源源不断、“无限供给”的（张新光，2011），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王芳，2006；李波平和田艳平，2011）。然而，就在2004年前后，珠三

角、浙东南等东南沿海地区最早出现“民工荒”现象，大量企业招不到工人，随后，“民工荒”现象愈演愈烈，逐渐从技术工人延伸到普通工人，从东南沿海地区延伸到全国各地，甚至包括四川、河南、湖北、陕西等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翟振武和杨凡，2011；李刚，2012）。对此，学者们不禁质疑：为什么曾经汹涌的“民工潮”会变成“民工荒”呢？为什么短短30余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呢（宋晶，2005）难道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过剩、供大于求的态势发生了逆转？劳动力转移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了吗（罗光强，2010）自2004年首次出现“民工荒”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快速升温。例如，蔡昉（2007）最早指出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发生逆转，“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在其随后一系列研究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已逐步跨越“刘易斯拐点”，如蔡昉（2007，2010，2011）。王德文

（2007）、ZhangYang（2011）、都阳和王美艳（2010）、Wang

（2010）、卿涛等（2011）、王必达和张忠杰（2014）等都基本认同这一判断。其中：王德文（2007）研究认为，“民工荒”现象以及工资上涨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这也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ZhangYang（2011）认为用工资数据来判断“刘易斯拐点”更为合理，2003年以来工资的快速增长足以说明劳动力过剩的时代已经结束。都阳和王美艳（2010）利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出2005年可供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总量约为435万，且农村劳动力外出增长速度也在递减。章铮（2011）也强调，37岁以下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Wang（2010）通过比较边际劳动生产率发现，2005-2008年粳稻的劳动产出弹性与边际劳动生产率要明显高于1980-2004年，因此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卿涛等（2011）、王必达和张忠杰（2014）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还没有进入第二转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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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与意义

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本文重点从诱致性技术创新视角来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生产的实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农业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及农户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理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历史趋势与特征化事实，揭示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生产要素需求与要素替代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要素投入结构变化背后所体现出

来的技术进步偏向与增长路径的影响，以及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本文将上述总目标分解为以下具体目标：（1）引入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这一概念，将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考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能否与其劳动力成本上升保持同步和自适应。这实际上也是在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削弱了农业生产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2）将劳动力成本纳入到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中，运用影子替代弹性估计方法，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生产要素需求与要素替代的影响，确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机理。（3）运用农业行业层面数据来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情况下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构变化，并运用二维空间相图增长分析法分析农业单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以及农业增长路径选择，以检验我国农业生产是否发生了速水—拉坦式的要素替代和诱致性技术进步。此外，结合农业内部不同行业（如劳动密集型农作物与土地密集型农作物）本身存在的土地与劳动配比的结构性差异，考察农业增长路径和技术进步偏向是否会存在行业差异。（4）运用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考察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情形下，农户是否会更倾向于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特别是实证检验农户的家庭禀赋特征对其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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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对理论与文献的阅读和归纳是有效开展研究工作的前提。为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