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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银行”视角的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全面推广以来，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短期内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小规模的土地分散经营方式很难满足人口急剧增长所引致的粮食需求，土地的细碎化和适度规模经营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这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现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实践表明，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不仅能解决家庭联产责任制所引致的上述问题，还有助于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土地从边际收益低的农户手中流转到边际收益高的农户手中，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然而，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并没有随着我国土地政策的不断调整而发展壮大，农地的有效供给小于需求，甚至一些农户将农地撂荒也不流转，因而，有必要研究我国农地流转的现实困境及其制约因素，为促进我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提供解决方案。而且，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故如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设计出一种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的中介组织已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本文首先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困境及其成因做了分析，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分析了农地流转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促进农地流转的方案，紧接着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探讨了构建农村土地银行三种模式，即西方模式、平罗模式以及农发行改建模式，并具体比较了三种模式的优劣，最后还对基于农发行改建模式构建农村土地银行方案做了扩展。

中国农地流转的现实困境及其成分析

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情况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至今仍未建立统一、规范的农地流转市场，农地流转市场虽初步形成，但尚未形成较大规模。农地流转的地区性差异较大，较发达省市的农地流转规模较大，而中西部地区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比例偏低。那么，到底有哪些因素造成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至今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呢?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农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仍然存在很多缺陷，农地承包经营权缺乏明确性、排他性、可转让性以及管理的规范性，而且其法律属性不够明确，这些因

素必然阻碍了我国农地市场的发育。相关案例表明，我国农村土地的权属边界比较模糊，土地流转的利益主体很容易被虚化，模糊的产权边界及其虚化的土地流转利益主体已阻碍了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还有学者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的变动和调整经常发生，以适应社区家庭人口的变化。由于每个村集体的农地数量一定，但每户的人数和社区人口是变化的，为了追求集体土地人人有份的公平原则，行政性土地调整也就成了必然选择。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组织的一次对全国13个省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户承包期间频繁地调整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但频繁的土地调整不仅影响农地产权的稳定性，还影响农户对土地投资的决策，进而减少土地的长期性投资，侵蚀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总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不完善性造成了我国农地流转的现实困境。

促进农地流转的意义及其方案选择

农地流转不仅能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还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土地的自由流转能够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也能产生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边际产出拉平效应是通过把边际产出低的农户的土地流转到边际产出高的农户手中，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交易收益效应是土地交易性的提高增加土地的投资价值，从而提高农民进行土地投资的积极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可以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拓宽农户的收入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土地流转使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从事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从而增加非农收入，使农民收入多元化，同时土地承租者通过农地流转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解决土地规模小的问题，有助于发展现代农业。

鉴于农地流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促进农地流转的方案。比如，有的学者提出通过实施农地私有化来促进农地流转，并能带来更多的好处。还有的学者提出，要建立国有永佃制，即把土地产权分为“田面权”和“田底权”，土地的“田底权”归国家所有，据此中央政府可取得地租收入，而把“田面权”永久性地分配给农民所有，“田面权”可以继承、转让或出让，这种制度不仅能保障土地产权界定的稳定性和清晰性，还可为土地资本化创造条件，大大促进农地的流转。而我们认为，要想促进农地的流转必须建立和完善各种形式的

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不同类型的中介组织对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发挥着积极作用，“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土地流入”的土地流转机制要通过中介组织这个“桥梁”才能形成。农村土地银行作为农地流转的中介组织机构可以大有作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