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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信任、文化信念和企业家行为模式

郑江淮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南京（210093）

摘要：企业家行为能否得到实施依赖于其他资源所有者的信任程度，而不完全信任产生于信息不完美和有限认知能力，是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本文在无限重复囚犯困境博弈中分析了信任状态的形成，在信任博弈中分析了文化信念的起源及其对企业家行为模式的影响。由于文化信念使特定的企业家行为模式作为一个均衡战略凸现出来，并具有进化稳定性，所以可以对不同文化信念中企业家行为模式进行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HCIA）。本文通过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信念中企业家行为模式的比较，指出了在短期特定环境中，在同一经济群体中由集体主义文化决定的企业家行为模式和在不同经济群体之间由个人主义文化决定的企业家行为模式都是有效率的，都能有效地解决长距离贸易中代理问题。但是，从长期演变看，个人主义文化中形成的企业家行为模式更具有活力，更能鼓励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人的积极性和创新，从而使企业组织得到可持续地成长和演进。

关键词：不完全信任，文化信念，个人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企业家行为

1.导论

在传统经济学中，企业生产和资源配置中没有企业家的角色，就像《哈姆雷特》戏中没有哈姆雷特这个角色一样。这一点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如何产生和持续不断地产生企业家式的行为或活动，以使企业乃至经济能可持续地发展和相应的组织、制度与文化变迁，仍然是经济学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的研究领域（Stiglitz,2000）。

同样，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在假设信息完美和市场完备的传统经济学中被暗含地认为是一种完全信任（completetrust），从而被忽视，或是被视同与当事人均处于效用（或利润）最大化时的均衡状态。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虽然认识到了不完全信任状况的存在，即信息不完美会导致当事人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机会主义行为，进而破环了当事人之间完全信任，但是仍然在委托――代理框架中通过适当的合约安排实现当事人之间的激励相容来回避信任问题的重要性，简单地将不完全信任等同于激励相容。

如果将企业家式行为或活动的产生和持续产生问题和信任的产生和维持问题结合起来看，考察信任与企业家行为的关系则是企业家理论和信任研究的新问题。具体说，企业家要经济、有效地实施其在面临未来不确定时所作出的判断性决策，必须依赖于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因为当事人信任关系中形成的不确定性预期的范畴要比通常的短期或长期合约关系中的预期大得多。也正是因为如此，企业家行为特定（entrepreneurship-specific）的信任涉及的虽然是企业家与贷款人、股东、管理者、劳动者、供应商、销售代理商、甚至是其他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但实际上是与一个民族层次上的文化信念、习俗和规范相关的问题。正如熊彼特(1934，P102)所说：

（虽然企业家）“比起其它类型的人来，不那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因为他的独特任务……在于打破传统，创造新传统。虽然这一点主要是适用于他的经济行动上，但是也可以推广应用于他的经济行动的道德上的、文化上的和社会上的后果”，（但是企业家存在的）“有征服的意志”、“有创造的欢乐”和“找到一个私人王国”等非享乐主义动机，“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和非常不同的程度受到社会习惯或习俗等限制”。

进一步地说，企业家行为特定的信任不仅依赖于在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形成的一个“道德共同体”，而且嵌入在民族文化信念之中，形成一条受文化信念影响的企业家行为特定的信任类型。这意味着，在不同的信任类型中，企业家的非享乐主义动机产生了不同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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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模式1。

在探讨制度和制度变迁起源、性质和含义的比较制度分析范式看来2，信任产生和维持所依赖的文化信念作为博奕的相关规则，内生于一系列特定历史环境中互动的战略性决策、演化过程和有限理性等力量作用过程。这意味着，这些相关的博奕规则不能根据推理和客观标准进行择优选择，确定一种最优的行为模式，而是只能比较不同情境特定条件下不同规则的差异所导致的行为模式的差异。

因此，对以上提出的问题，本文首先界定一个不完全信任的概念性框架，在此基础上，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整理，从囚犯困境博弈和信任博弈模型的角度，考察信任与文化信念的生成，并以此为理论依据，比较不同文化信念中，由于信任类型不同所导致的不同类型的企业家行为模式。

2.相关概念界定

2.1不完全信任

在新古典框架中，在完美信息和完全理性（或无限的认知能力）的假设下，交易成本为零，当事人之间交易不存在欺诈、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相互不信任问题，即双方处于完全信任状态。如果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