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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故事

中国通史故事的好词？

通史的编著，一向是中国史研究的“畏途”。理想的通史著作，总以“通

贯”和“周赡”为最高目标，然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要在区区

数十万字的篇幅里，做到“通贯”而又“周赡”，难度极高。况且“通贯”、

“周赡”，难以两全，一如绘画

吕思勉

中的大写意和工笔画，得气势神韵，难免疏阔遗漏，反之也然，这实在

也是通史著述难以完满的一个原因。

严耕望称吕思勉的治史是“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这也是《白话

本国史》的主要特色。《白话本国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至写作之年（1922），

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在20世纪的史学界，凭个人力量独立完成，

囊括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时段的中国全通史，迄今，惟此一部。书中

的历史分期很能体现吕思勉的历史通感。将中国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周以

前为上古史，秦朝统一到唐朝全盛为中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为近

古史，元朝至清朝中叶为近世史，西力东渐以后为最近世史。这一历史分

期，来自于对中国历史演变脉络的通贯考察。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

历史上的一个大变迁时代，“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

而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便呈现出一个公例：承平数十百年，就要酿成大乱，

大乱过后，可以平定数十百年，往后又是如此重演。到明末清初，思想界

才起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动——即对向来的社会组织产生了根本的怀疑。然

而，闭关时代，无外情可资比较，因怀疑向来的社会组织而萌生的改革，

仍“只得求之于古”。这种情况直到西力东渐、清代海禁打开才发生变化，

所以西力东渐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历史的一大界限。认为，就政治形势和民

族关系而论，汉唐的历史和宋元明清的历史有很大不同，所以唐中期安史

之乱可以作为中古史和近古史的一大界限。这种从史实出发、突出历史发

展进程中的大关节的历史分期，是当时中国史研究中的创新性见解，对以

后的通史研究和通史教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史研究上卓有建树的

史学家杨宽、唐长孺、黄永年等，在年青时都因受《白话本国史》的启发

而走上治学道路。

20世纪前期的史学界主流，是提倡做“窄而深”的专题研究，这一观念

的极端表现，就是反对通史编撰和通史教学（陈寅恪也曾一度反对雷海宗

在清华开设通史课程）。先做专题、断代的研究，然后才有通史的编撰，

这也是今日大多数历史学者所赞同的看法。但是，这一看法也极易忽视问

题的复杂性：一部事实陈述的真实性含量极高的通史著作，未必一定比另

一部含量稍低的通史著作，在整体上具有更高的真实性。这便是现代历史

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假使历史整体之“真”不能从个别、局部之“真”

的连接、集合中得以实现，那么，构建历史整体之“真”的条件是什么呢？

显然，除了需要有大量的个别史实的“真”之外，还有史实的选择、史实

的组合、历史整体的构建、叙事情节的设计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而

对历史主要脉络及大关节目的正确把握，仍是通史著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

在，这也是吕思勉通史著作的学术生命较为长远的一个原因。

提倡新史料、乃至稀缺史料的发现和运用，也是那一时期史学研究的一

个特征，故有使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得预”学术新潮流之说。但其

极端，则有所谓“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之诡论现象的产生

（罗志田语）。平心而论，除了史前、上古的历史之外，以“二十四史”

为代表的传统典籍，仍是治中国史的原料大宗。这是因史料留存的客观状

况所限，非出于任何人的主观好恶。所以，从阅读传统典籍入手的治学路

数，仍不失为史学研究的“康庄大道”。吕思勉的治学是从系统阅读传统

典籍入手的，写札记，作考证，数十年如一日，他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

读了好几遍，再参考其他史书以及经、子、集部文献，将辑录的史料加以

排比考订、综合分析，一生所写札记总数达100多万字。他特别推崇顾炎

武的《日知录》、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著

作，不为考证而考证，专关心“古今风会之递变”。这种以札记为基础，

再作归纳分析和融会贯通的通史著述，自与那种“剪刀加浆糊”的通史著

述大不相同，内中包含着许多独特的创见。比如，说“汤用兵的形势，实

在和周初相同”，不仅商周用兵形势相同，后来秦的用兵亦如此（这是就

地形地势来论秦统一的便利，与时下论大一统的地理环境，形式相似，旨

趣大异）。又说宋与北周用兵的差异，一是先南后北，一是先北后南。宋

的用兵之所以先南后北，是取其先易后难，本也无可非议，但历史的机会

也由此一纵即逝，结果对北面始终处于劣势。论者都说吕思勉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