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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手提箱

在父亲去世的两年前，他给了我一个小手提箱，里面装的是他的作品、手稿和笔记。他故作轻松地要我在他走后再看，这个“走”说的是他死了以后。他说：“翻翻就行了，看看有没有对你有用的东西。或许在我走后你可以选择一些发表。”

说这话时是在我的书房里，父亲想找个地方放下箱子，就像一个想把自己身上的苦痛抓紧卸下去的人一样。最终，他静静把它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父亲走后，我围着那个箱子转了几天，却碰都没有碰一下。这个小小的黑皮箱子我太熟识了，就像是一个老挚友，承载我的童年及过去的记忆。可现在我却不能碰它一下，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其中沉重的内涵。

上世纪４０年头，父亲曾想当一名伊斯兰诗人，他还把瓦雷里（法国诗人）的诗译成土耳其语。但他不想过那种在一个穷地方写几首没人看的诗的生活，于是放弃了他的作家梦。

可真正让我无法打开父亲箱子的第一条，就是我胆怯 发觉父亲是个优秀作家。因为假如从父亲的箱子里拿出来的真是宏大的文学作品，我就必需面对父亲身体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这个可能性太可怕了。因为即便是一把年纪了，我也只希望父亲就是父亲，而不是作家什么的。

作家是一种能够耐性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觉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在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男人或是女人，写作的时候可能喝茶，喝咖啡，抽烟，还时时常站起来，望着窗外在大街上游戏的儿童，假如幸运的话，可能还能看到绿树或其他风景，又或许他只能面对一堵灰墙。

我胆怯 打开父亲的箱子，还因为父亲没选择和我一样的生活而生气。但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嫉妒”。每逢想到这点，我就会轻视、愤怒地大声问自己：“华蜜是什么？”华蜜是孤独地关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吗？或是与芸芸众生一起，过着或装出过着舒适生活的样子？这些问题实在太让人苦恼了。谁说华蜜是衡量生活的惟一标准？大众，报纸，每个人都把华蜜当作评判生活的重要尺度，这件事本身是不是说明其反面也很值得探寻一番？

我第一次打开父亲的箱子时，就是受这种心情影响的。父亲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我毫不知情的隐私或是不幸，而他又只能静默忍受，倾泻在纸上？一打开箱子，我就认出了其中的几本笔记，它们大多是父亲到巴黎去时写的。我就像读我所崇拜的作家的手记一样，急迫地想要了解父亲在我那个年纪都想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不久后我就意识到不是那么一回事。最让我不舒适的是我在笔记中时时常能读到作家的腔调，一点都不真实。在对父亲写作时可能不是发自内心的担忧之下，我起先担忧内心深处的自己是否也不真实。

当我关上父亲的箱子时，被放逐感和对自己缺乏真实性的怀疑感就深深地包围着我。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多年来它们就始终在我的阅读、写作当中存在着，我也始终在探讨甚至深化着这些既让人精神崩溃，又让人心情高涨的情感和色调。只有当我写书时，我才对真实性的问题（比如《我的名字是红》和《黑书》）和边缘性的生活（比如《雪》和《伊斯坦布尔》）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对我来说，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伤疤，真正去拥有这些伤和痛，把它们变成我们精神和作品中看得见的部分。

一个作家闭门数十载，就是在用这种姿态宣示一个基本的人性，揭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但是从父亲的箱子和伊斯坦布尔人苍白的生活可以看出，这个世界的确有一个中心，而且离我们很遥远。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有这种心情，有些人可能还遭遇着更为深刻的物质匮乏，没有平安感和受堕落感熬煎。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还是土地缺乏、无家可归和饥饿……但今日的电视和报纸可以比文学更为快速简洁地报道这些基本问题。而文学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讲解并描述并探讨人类的基本恐惊：被遗弃在外的恐惊、无所作为的恐惊以及由这些恐惊衍生的人生毫无价值的恐惊；集体性的耻辱、挫折、渺小、苦痛、敏感和臆想的羞辱、还有民族主义者的煽动和对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的担忧……不论何时当我看到这些被以夸张的语言表达出来时，我就知道他们触及了我内心深处的黑暗。我们曾看过西方社会以外的民族和国家，经常因为被恐惊熬煎得犯一些愚蠢的错误。我也知道西方一些国家和民族对自己的财宝，对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主义有着不一般的骄傲，但他们时时常的也由于自我满意，干出一些同样愚蠢的事来。

而促使我们闭门数十年写作的则是一个与之相反的信念。那信念信任，有一天我们的文字会被读到并被理解，因为我们信任世界上的人都是相像的。可这好像有点过于乐观了，因为这里面充溢了对被挤在边缘，被排斥在世界外围的怒气留下的伤痕。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对西方爱恨交织——现在我也多少体会到了，这是因为我和这位宏大的作家一起经验了对西方的爱恨情仇，一起关注了那在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