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ppt

其三,手工业和矿冶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江西饶州的景德镇,是因制瓷著名而于宋真宗景德年间改名为景德镇;福建的麻阳镇,则是因雕印书籍闻名发展而来的市镇。这也说明,宋代的镇大多是区域范围内的商业中心和手工业中心,此前镇的军事职能已经淡化,经济意义大为增强。商业活动日益活跃,社会各阶层竞相经营商业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重农轻商”的文化氛围,营造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非商业化的思想倾向。由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商贾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一直被视为“贱业”而为人们所鄙弃。然而,受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驱动,宋人首先冲破了“农本工商末”价值观念的束缚。人们不再以经商为耻,社会各阶层纷纷经营商业,出现了“全民经商”的态势。宋代的经商群体已不再指单一的专职商人，而且,全民经商中的民不再是狭义上的下层民众或被统治阶级,而是包含了相当的上层社会的人群或说统治集团的成员。首先,官僚士人参与工商业活动。宋朝有关官僚士人经商的例子史不绝书。“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药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宋】蔡襄《蔡忠惠公文集》例如:宋初宰相赵普,“尝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广第宅,营邸店。”青州知州王安礼,“买丝勒机户织造花隔织等匹物,妄作名目,差役兵般担,偷慢一路商税上京货卖,赢掠厚利。”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儒雅的士子们亦未能脱俗,他们在读书习文的同时,也操起了经商治生的行当。“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蜀士嗜利,多引商货押船,致留滞关津”——《宋史》其次,皇室成员和僧侣、道士、尼姑也加入到经商的队伍中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的经商群体中,皇室成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自外州市碳入京,所过免算,至则尽鬻以取利,复市于杂买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宋代的经商浪潮中,已经脱离世俗的僧侣、道士和尼姑也加入其中,如在开封相国寺的商品交易中,有王道人卖蜜饯。“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妇女多嫁于僧”。再次,广大平民百姓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经商群体。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大量草市、墟市的出现,也为广大平民百姓经商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有宋一代,广大平民百姓也纷纷加入经商的洪流之中。“(农户)秋成之时,百逋从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宋】王柏《鲁斋集》4、社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商税比重的增大宋代物质资料生产已突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广大城镇居民的生活用品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广泛。此时的商品经济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服务于地主、贵族和官僚所需的奢侈品为主,而转向以供应城镇居民所需的生活日用品为主,达官贵族所需的奢侈品退居次要地位。因此,与宋前相比,宋代市场上的商品种类繁多,从粮食、茶叶、蔬菜、水果、油、盐、丝、麻等农副产品,到瓷器、丝织品、车船等手工业制造品以及生产工具,皆成为投放市场上的商品,城镇居民已成为商品市场上的重要消费者。在宋代资料里,就有这样一些记载:为了满足城市居民庞大的饮食消费量,米面鸡鸭鱼肉菜蔬水果等源源不断地运入两宋的京城,而且交换活跃。“有生鱼数千担”“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上市,动即百数”“用太平车或骡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宋代城镇居民对粮食和副产品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正是为了满足城镇居民对粮食和副产品的需求,各地农村的粮食和农副产品通过商贩运到城镇市场,再由城镇市场转运到城市市场。像太湖周边诸州的粮食,明州、温州等地的海鲜,衢州等地的薪炭,都是通过中间商、批发商、零售商转运到临安市场的。居民生活日用品需求量的扩大,其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意义非同一般。宋代社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还表现在各种带有商品化色彩的服务业、消费业和娱乐业的兴盛。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加之整个社会奢靡之风的兴盛,人们的商品意识也在迅速增长,各种带有商品化色彩的消费业和娱乐业相当普遍,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开设的饭馆、酒楼、茶肆等饮食店铺和瓦舍勾栏、歌楼等商业性的文化娱乐场所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范围广,不仅那些繁华城市的酒楼、茶肆密布,瓦舍、歌楼遍地,就是地处农村腹地的市镇也是如此。随着宋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商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愈来愈大。“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由于商业发展范围的扩大,商品经济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地位的提高,宋政府上自大中城市,下至星罗棋布的镇市直至草市、墟市,都设立了专征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