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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格雅中国人类学史第四章抗战时期及战后的中国人类学

一、抗战时期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背景与特点

(1)抗战时期，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受到了战争背景的深刻影响。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民族危机与生存挑战成为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人类学研究者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民族与文化的重建。这一时期的背景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的紧迫性和现实性增强，学者们更加关注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二是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变革，学者们开始尝试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民族问题，以期为国家的抗战和重建提供理论支持。

(2)在抗战时期，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显著的特点。首先，研究范围的拓展，从传统的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扩展到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多个方向。其次，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学者们开始运用田野调查、民族志等方法，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再次，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国内外的学者通过学术会议、交流访问等形式，促进了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3)抗战时期的中国人类学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承担起了一定的历史使命。学者们通过研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揭示民族精神的内涵，为国家的抗战提供了精神动力。同时，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也为民族地区的重建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抗战时期主要人类学家的研究及其贡献

(1)抗战时期，中国人类学界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学者，他们在民族危机和学术困境中坚持研究，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吴文藻先生是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他致力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强调民族融合与团结的重要性。吴文藻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一书，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他还创办了《民族学研究》杂志，为推动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

(2)潘光旦先生是另一位在抗战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他主要从事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有着深刻的见解。潘光旦先生的研究涉及民族起源、民族分布、民族政策等多个方面，他的著作《中国民族志》是中国民族学领域的重要文献。在抗战时期，潘光旦先生积极投身民族研究，为民族复兴和抗战胜利提供了理论支持。他还参与了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制定工作，为国家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3)邓之诚先生是抗战时期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对中国古代民族和文化的渊源有着独到的见解。邓之诚先生的代表作《中国古代民族史》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民族的发展脉络，为后世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在抗战时期，邓之诚先生不仅坚持考古研究，还积极参与民族研究，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抗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至今仍被学术界所推崇。

三、抗战胜利后中国人类学的恢复与发展

(1)抗战胜利后，中国人类学迎来了恢复与发展的新阶段。经过战争的洗礼，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人类学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此时，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重点逐渐从民族问题转向社会变迁和文化适应等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丰富多样，涵盖了民族、考古、社会等多个领域。学者们通过田野调查、民族志等方法，对中国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探讨。

(2)抗战胜利后，中国人类学在学术组织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1946年，中国人类学会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人类学走向成熟。学会的成立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组织保障，加强了学术交流与合作。此外，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者们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等形式，推动了人类学研究的国际化。

(3)抗战胜利后，中国人类学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各高校纷纷开设人类学专业，培养了一大批人类学人才。这些学者在学术研究、教育普及、文化保护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也开始走向世界，为国际人类学界所瞩目。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