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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主播参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角色嬗变

[摘要]信息传播模式的彻底变革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流量主播构建了公共政策的社会监督新秩序。既有研究探讨了网络舆论对政策议程和政策传播的影响，缺乏对政策过程的其他阶段的关注，忽略了网络舆论对于政府行为或政策执行过程产生的重要影响。文章以多源流框架和协同治理为理论基础，着眼于网络主播参与“鬼秤”事件市场监管过程的角色变化，发现网络主播通过制造话题策略，引起公共部门的注意，用新的社会互动方式促使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深度耦合，促进了公共政策“执行之窗”的开启。网络主播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经历了“调查者—解读者—合伙人”的角色变化，“鬼秤”事件中政策从象征性执行向实质性执行转化。结合数媒时代背景，文章拓展了多源流框架在政策执行研究中的应用，也为市场监管协同治理提供了经验参考。

[关键词]多源流框架；政策执行；网络主播；协同治理

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交流思想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方式，而且催生了新的公共空间，即网络空间。在这个自由开放的平台上，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观点、表达看法，参与各种讨论和互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等成为人们交流信息和观点的重要渠道，这些平台汇聚了大量用户，形成了庞大的网络社群，催生了网络舆论。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直播作为互联网平台的一种衍生形态，其凭借显著的流量广受关注。网络主播作为网络直播的主体，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开始承担起“打假人”的角色，其以独特的平台影响力和行动力，揭示了众多商品与服务中的欺诈行为，有效促进了市场环境的净化。

近年来，网络主播揭露市场乱象的事件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影响力较大的案例，这些案例不仅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而且引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这些网络主播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影响和推动公共政策的执行的？特别是在市场监管等关键领域，网络主播的介入能否为政策的执行带来新的动力和视角？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多源流理论与政策执行

美国政治学家金登于1984年推出其著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并首次提出多源流理论（policystreamstheory），他在本书中探索出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条源流理解政策过程，研究了议程设置、备选方案及公共决策三者之间的联系[1]。

多源流理论作为政策过程的主流理论之一，被国内许多学者广泛使用。部分学者聚焦于多源流理论的修正，使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更符合中国情景[2，3]。但是梳理国内关于多源流理论研究之后可以发现，对多源流理论的运用基本停留在政策制定、政策变迁阶段，多源流理论在其他政策过程如政策执行阶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源流隐喻在理论上是适用于政策过程所有阶段的[4]。

国外有许多学者尝试将多源流理论运用于其他非议程设置阶段。虽然多源流理论最初是为了解释公共政策中的议程设置而提出的，但许多作者认为它为研究决策的另外两个方面提供了有用的框架[5，6]。同样地，国内也有学者尝试搭建一个跨越制定与执行两阶段的多源流框架，并运用案例验证了其解释力[7]。

多源流理论通过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的相互作用解释政策变化，这三条流在政策执行中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是紧密连接的两个阶段，二者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政策执行阶段也具有模糊性：执行者的积极性是不确定的；政策往往是模糊的，执行者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政策进行再决策，所以执行标准也是模糊的。由于这两个特点，文章倾向于尝试利用多源流框架分析政策执行阶段。

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发声群体的角色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在自媒体技术不断成熟的今天，公民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声，公民在网络空间中对政府的行为及其他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生成了网络舆情[8]，形成了政策过程中的一股新力量，政策过程不再是只由精英或者权力中心主导，而是由参与者共同决定[9]。公共政策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策场域中，网络舆情也会对政策过程产生影响。在网络舆情中，多源流理论也具有重要解释力。焦点事件和指标变动一般是问题流的触发点，也促成网络舆情的爆发。多源流理论强调政策共同体的多元参与和互动，而网络的开放性为公众提供了更多参与机会，反映了来自不同阶层的、多元的声音。政治流中如群众情绪变动，也能通过网络舆情较好地反映出来[10]。所以，多源流理论在舆情研究中具有重要的适用性。

二、网络主播推动政策执行的多源流分析框架

政策如何实施取决于其与地方或部门问题流和政治流的汇合情况。在多源流框架的调整上，文章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别于西方，在选举、人事等领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应用这一理论探讨政治流时，主要集中在群众情绪、政府行政理念等因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