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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下常设机构规则思考

摘要：数字经济的创新性在给予各经济体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挑战。传统的常设机构的规则设置已不能适应流行的经营模式，并面对的压力。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常设机构规则造成挑战的来源，着重在对国家税收的公平性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以时间跨度和生效范围为分类，分析对数字经济下常设机构的不同方案及其适应性，如长期内有保留原定义进行新解释，修订原定义两种做法，短期内增设新税种以均衡税收体系。引例

BEPS全球“包容性框架”的建设和地区范围下欧盟先驱式的一系列，在此基础上思考的本土化，如何更切实贴近我国常设机构税收规则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常设机构；数字经济；税收协定；

1引言

1.1选题目的和意义

常设机构（PermanentEstablishment,PE）概念的设立，来源于税收协定中缔约国家或地区针对境内企业机构的收入，争取税收管辖权的行为。其传统定义能够模糊地概括为如下两点，一是该机构在缔约国家或地区内中设有“固定的营业地点”，二是该公司通过一独立的受托代理人行使签定合同权力，并以此进行经营活动。一般来说，当且仅当企业在有关缔约国家或地区拥有常设机构的情况下，此国家或地区才能够征收税款。由此看来，常设机构规则的确定对于合法合理，正确公平地划分税收管辖权，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数字经济”是本文写作的大背景，也是各种方案提出的迫力来源和商讨前提。当下，有关数据的新兴技术迭代迅速，而数据的处理整合入实体经济后也大大引导、优化了资源配置和管理实践。在技术和资源的双重支撑下，经济活动日益数字化，其活动交互和发生更具有流动性，虚拟性的现代特点。然而换言之，数字经济是一个高度自主且难以追查的经济范畴。认定PE是否存在的起点已不能囿于“固定的营业地点”规则，仅仅通过经营活动的发生地点确定税收收入管辖权也更加显得像单薄的纸上谈兵。

常设机构问题的本质在于税收体系国际范围内的不匹配，而税收协定及相关法律文件并不能完全解决所面对争端事件的多变性，造成协定后缔约国之间税收管辖权的重叠和疏漏。这一规则上的疏忽直接的影响，便是造成税基侵蚀，利润转移，以及双重征税等情况。间接地，常设机构相关规则更新的滞后性与不明确性，也会导致税收征收管理困难，从而助长企业偷逃漏税的歹心；政策层面上，常设机构的问题不利于中小微企业发展，可能遏制经济活跃的积极性。

保证常设机构的规则适应数字经济环境，在全球范围下能够促进税收公平性，避免双重征税和反避税；对每个国家而言也符合保全税收源头的财政诉求。本文希望能够以我国当代财政角度为基本立场，讨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常设机构规则的试探，姿态和远景，具体采用“现状—问题—对策—分析”的结构循序推进，通过多角度的案例分析，展现数字经济之特点，常设机构规则之必要。比较现行方案中成本-收益比例较优，实践性较强的方法，最终从容应对数字经济下出现的新兴常设机构税务问题。

1.2文献综述

1.2.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数字经济下常设机构税收问题的研究更早开始，政策方面也有丰富的案例参考。Skaar（1992）等学者最初开始倡导建立“虚拟常设机构”以应对日渐频繁的数字化经济活动。KevinHolmes（2008）认为，只要企业经营并存放网站于该可自行支配的服务器，该服务器就可以构成常设机构。进一步地，我们只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服务器是否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停留在某个特定的位置。第二，是否以此服务器作为载体进行经营的各项活动。OECD与G20集团处于对全球协调税收公平性的问题考虑，于2013年发起了BEPS行动计划（BaseErosionand

ProfitShifting，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其中第一行动目的在于应对数字经济挑战，第七行动涉及到数字经济常态下的常设机构，以及如何避免利用的税收筹划建立PE而侵蚀税基。西班牙学者AdolfoMartínJiménez（2014）比对了OECD提出的税收协议阐释范本与联合国范本，认为BEPS对数字经济下常设机构概念的定义将受到国际税收领域的争议和讨论，因为即使在不涉及任何回避的情况下，某些商业模式根本不需要在一个国家/地区有实体存在。S.Spies和LindavanHeerden（2018）以南非作为实例，定量分析了BEPS中提议的数字经济下常设机构的解决方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PE的定义并实现既定目标，最终发现修正的适用性和影响力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尤其取决于国家在多边文书中的立场。

全球范围内的常设机构活动层出不穷，包括但不限于美税收法庭在2017年对数字经济巨擘亚马逊及其子公司转移定价的判决，欧盟2018年对数字经济征税问题的提案及附议，英国、印度[1]开始征收数字税，以期短期内均衡税收差距减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