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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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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关地

音乐考古学的几点思考(下)

文/王歌扬

(接上期）

3.生态问题

无论何时何地，乐器的产生都有其自身的环境，它与该环境的许多事物和现象一定有关联性。但用“环境”

一词描述乐器产生的现象时，就缺少了互动性，而借用生物学的“生态”（ecology）一词较能说明该问题。在乐

器的产生使用中，有人的主观因素，如我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乐器，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使用该乐器；也有客观因素，

即用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材料完成该乐器，乐器的产生和使用与制作者、演奏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互动的“生

态”关系。

因此，音乐考古学和单纯的乐器史研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每一种乐器的研究都不能不考虑当时的社会环

境，没有纯粹的、单独的乐器存在，这就是音乐生态的问题。在历史环境下，无论是从乐器和礼器、乐器和用具的

哪一个层面考虑问题，乐器都是社会关系总和的体现，它在墓葬或遗址中是一种社会存在，体现社会价值、主流意

识形态、文化特征等等，而不仅是演奏音乐的工具。比如湖北的曾侯乙编钟、河南的新郑歌钟，从出土时的墓葬布

局、器物组合关系、铭文记录等都能反映出这一点。

后者主要是从音乐学的角度进行乐器研究，虽然更专业、体系也更成熟，但从音乐考古看，缺少了人类学、

社会学的观察，乐器与人、乐器与乐器、乐器与礼制、乐器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容易被忽略，而这些在乐器的

生态中又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可以肯定地说，乐器的产生是人类由无意到刻意的结果。其初始，人类并非有意识地

制作它。因此，如果研究乐器不考虑乐器的“生态”，尤其是史前生态，仅从讨论乐器本身，很容易遗漏“前乐

器”（pre-instrument）状态的器物和遗存。从国外的研究和希克曼的“音乐考古”词条看，任何历史阶段都有

非典型性的乐器在作为乐器使用，这是音乐考古必须关注的。我们在河姆渡、裴李岗、贾湖、良渚等史前文化遗存

中，具备乐器形态的乐器被辨识和研究，那些不具有乐器典型形态的就被轻易忽略掉了。如果考古界和音乐界同仁

都了解音乐考古学的话，那么有关音乐遗存的辨识或有更多的发现。《大系》河南卷录入贾湖骨笛的同时，也录入

了龟甲响器，这就是考虑了生态，但多地的音乐考古研究缺乏整体研究。

-24-MusicalInstrument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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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考古学今天的发展看，当时子初老师的编撰体例非常好，有音乐考古生态环境的描述，只是限于篇幅

等因素，不详细，不充分，现在的认知和条件有很大进步，可以尝试改进。

在考古或音乐遗存的现场，有时候不能直接看见乐器形态的文物，但人类学的研究和现场的遗迹现象还是可

以呈现当时人类音乐生活的痕迹。比如世界各地都发现有圆凹状的岩画，河南也有不少。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这

是原住民使用的“锣岩”（Gongrock）。这些

考古现象应该与有形的乐器一样受到关注，今后

的音乐考古研究应在这方面有所思考。另外，即

使有乐器形态的器物，也不能只考虑音乐功能。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的以色列的骨笛报告就明确说明其为狩猎工

具。所以良渚的骨哨一定不是单独的乐器存在，赵陵山遗址

它有多种功能，良渚文化有一个重要的赵陵山祭

坛（图5），按照初民社会“凡仪式必音乐”的特

办育人民政府

征，此处祭坛肯定举行过音乐活动。目前虽无骨

哨会用于祭坛仪式的证据，但我们可以提出可能

性使读者思考。又比如，介绍绍兴印山王陵的陶

编钟，在乐器描述中，附上它在墓葬中的位置和

其他器物的分布图，信息就会更完整，这比单纯图5赵陵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

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