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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余光中

独白

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

九州一色还是的霜

祖国已非少年的祖国

纵我见青山一发多妩媚

深圳河那边的郁郁垒垒

还记得三十年前那少年?

料青山见我是青睐是白眼?

回头不再是少年的乌头

白是新白青是古来就青青

月落铁轨静，边界只几颗星

高高低低在标点着浑沌

等星都溺海，天上和地下

鬼窥神觊只最后一盏灯

最后灯熄，只一个不寐的人

一头独白对四周的全黑

不共夜色同黯的本色

也不管多久才曙色

寻文化之根，找之魂

余光中在《从母亲到外遇》中，曾用风趣的比喻形容自己的经历：“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关于头一句，他这样解释：“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歇着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其中屈原之魂，他就多次在自己的诗文中低呓过，狂呼过。

1993年，笔者和余光中一起出席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两岸暨港澳交流研讨会。在会上，他作了一个主题演讲：《蓝墨水的上游是罗江》。他说：人们现在用原子笔不用毛笔了，因而这个题目只是个象征：“中国的作家，无论哪个地区的，如果都能回溯上游，那个源头就是罗江了。屈原是我们中国最早最伟大的作家、诗人。我们溯本追源，都回到屈原的面前。”

由于纪弦倡导的现代诗运动有“横的移植”之说，因而有人认为台湾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断了根。就是一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其西化之风也和台湾一样劲吹。余光中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在《诗魂在南方》中说：“屈原一死，诗人有节。诗人无节，愧对灵均。滔滔孟夏，南土，今日在台湾、香港一带的中国诗人，即使处境不尽相同，至少在情绪上与当日远放的屈原是相通的。”

之所以“在情绪上与当日远放的屈原是相通的”，是因为余光中与屈原的文化身份、心境上的契合认同，正如杨景龙所说：屈原遭受流放、行吟泽畔的经历，“国无人莫吾知兮”的孤臣子的被遗弃感，和他对祖国、故乡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无限热爱之情，都让余光中产生共鸣……余光中的大半生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漂泊感、异乡感始终如影随形般伴随着他，四川对出生在南京的少年余光中来说是异乡，台湾对家在大陆的余光中来说也是异乡，香港对定居台湾的余光中来说还是异乡，而美洲新大陆对华人余光中来说更是异乡。故乡和祖国不仅是地域的，而且是文化的，对从小谙熟经典的诗人余光中来说，故乡和祖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文化和文化的，“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独白》)。迫于时世离乡去国的余光中，置身满目异俗的异国他乡，常有一种文化放逐感，他无法割舍对家乡对祖国的真挚情恋，所以他无法不想到屈原并自比屈原。余光中回顾数度旅居美国的经历时曾说：“远适异国，就算是待遇不薄，生活无忧，但在本质上却是一种‘文化充军。”作为诗人，强烈体验到的漂泊放逐感，使他与屈原身份和心境上达成了深刻的认同。他的《新大陆之晨》写道：

零度。七点半。古中国之梦死在/新大陆的席梦思上。/……/，忧郁。早安，寂寞。/早安，第三期的怀乡病!/早安，夫人们，早安!/烤面包，冰牛奶，咖啡和生菜/在早餐桌上等我们去争吵，/去想念燧人氏，以及豆浆与油条。/……/然后走进拥挤的课室，/在高鼻子与高鼻子，/在金发与金发，/在Hello与Goodmorning之间，/坐下，且向冷如密歇根湖的碧瞳/碧瞳/与碧瞳，照出五陵少年的影子，/照出自北回归线移植来的/相思树的影子。/然后踏着艺术馆后犹青的芳草地/(它不认识牛希济)，/穿过爱奥华河畔的柳荫/(它不认识桓温)，/向另一座天楼/(它不认识王)。

所表达的，也就是流放南楚的屈原在《涉江》中深致感慨的“哀南夷之莫余知兮”之意。“这种以种族和文化龌龊为底蕴的光锐刺人的异乡感，几乎无处不在，从卧具到早餐到语言到长相到环境都能引起游子条件反射般的身在异乡的感觉，唤醒并强化游子的种族、文化归属意识，也就是家乡意识和祖国意识。所以，远渡重洋，处身新大陆，他的中国意识特别强固，对异国他乡有着一种本能的排拒心理”，成了一块拒绝融化的冰。(杨景龙：《蓝墨水的上游》，《诗探索》2004年秋冬季号)

余光中写屈原的诗有五首：《淡水河边吊屈原》、《水仙操》、《漂给屈原》、《凭我一哭》、《召魂》。最早的一首是作于1951年的《淡水河边吊屈原》，写得较稚嫩，但体现了作者对屈原的崇敬之情。此诗最后一节写作者在淡水河边“仿佛嗅到湘草的芬芳”，是因为在那戒严的年代，诗人读不到“五四”以来的优秀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