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职业道德.docx

PAGE

PAGE1

中国古代清官文化下的法官职业道德

——读《名公书判清明集》有感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幔亭曾孙编辑的汇集南宋时期朱熹、真德秀、吴毅夫、陈子华、徐清叟、王伯大、蔡抗、赵汝腾等人判词的法学汇编。该书虽为书判汇编，但书判出自“名公”之手，且以“清明”为价值取向，以务实为特点。一是倡廉政，二是慎刑罚，三是重教化，四是强调法律适用。其中倡廉政为首要，为官应具备“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不廉无以立身。北宋官员陈襄在《州县提纲·洁己》中说，“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濯”，南宋名臣真德秀也告诫官员：“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它美，莫能自赎。”廉洁若有污点，则将与为官清正形同陌路，廉政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部分。康熙曾诫勉官员：“尔等为官，以清廉为第一，为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以祀，岂非盛事。”

中国古代社会实行专治主义统治，法制出自皇权，地方官吏作为皇权在地方的代理人，或者说是以“君市爵禄，臣卖智力”为基础的皇权在各地的管理者，其存在及运行均旨在用以维系皇权统治。司法往往由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同时也由社会共同体或社区的首领主持，廉洁作为官员的普遍职业道德，应毫不例外地体现在其职业行为中，包括日常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

正因为古代司法服务于行政，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司法文化便也更多地被政治文化所影响和塑造，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特征，是浸入了儒释道法等不同系统的复杂内涵，而主要体现在遵照儒家内核的“礼”，外化为“法”。礼法融合，体现于儒家伦理渗透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内涵当中。例如司法审判中无讼、息诉的逻辑即符合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天人和谐、人法自然的逻辑框架。此外，因为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结构，少有复杂的经济纠纷，且民间基层社会作为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一般人以“对簿公堂”为耻，大多数的民事纠纷可以通过依照礼治解决。礼治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比法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礼法互补，且以礼为主导。因此，司法的社会自治性色彩相当强烈，依照礼治解决纠纷、治理社会能够得到民众的尊重和认同，“礼”成为一种对人们的行为特别是社会行为进行规范的制度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起到了类似于宗教的作用。

当然，无论是依礼治理、依法治理，中国古代法官判决的社会认同均要根本取决于判决的正确性，以结果的正确获取权威。尤其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制结构下，很多民事案件都当成刑事案件处理，更需要法官明辨是非、公正处理。李甲孚先生在所著《中国法制史》一书中说“民事诉讼早在秦汉以前就有”，但又说“凡是系属官府中的民事案件，都当刑事办，最终的判决属于刑事裁判性质”。在我国古代，司法鼻祖皋陶的职位是“理”，《春秋·元命里》记载：“尧得皋陶，聘为大理，舜时为士师。”《礼记·月令》中也讲到：“理，治狱官也。”我国古代之所以将掌管司法的官员称作“理”，将最高司法机构称作大理寺、大理院，都是认为“理”有推断事实、推敲法条的意思。清末和民国时期，法官被称为“推事”。“推事”一词，既有推断事实、推究事理的用意，又包含有推敲法条的因素。从这些历史看，案件结果得以受百姓认可的前提是推敲事理和判断是非的基本正确，其中包含着法律规定的遵守和伦理纲常的遵循。

在司法领域，儒家伦理道德在司法官员的实践中体现，伦理纲常的遵循要求法官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人格，因为司法不是一种纯粹理性的活动，而是一种见诸实践之上的实践理性活动，司法作为一种法官主导的活动，既要扮演纠纷解决者，又同时在此过程中充当起社会规则治理者的角色，纠纷解决和规则治理共同维护和推动着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正当地运作需要法官的道德人格作为支撑，如张文显教授所言：“对法官而言，要正确行使审判权，必须具有意志及道德勇气，不以个人的喜怒、同情或憎恶来左右法律的实践，更不能挟私欲于公权之中。”在这种意义上，法官道德人格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最终保障。

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司法的不公带来的隐患是整个社会秩序系统性、根本性的破坏，“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水源”若被破坏，则人类对于公正的普遍追求无处诉诸。而追求公平，对人而言，既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在其社会性中形成的。故为保证司法人员能够基于公平、公正的立场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能够作为社会公正的化身去解决社会纠纷、裁定是非曲直，道德人格自然成为法官个人素质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一点可以在中国古代官员的道德评价中有所印证，伦理纲常的遵循和中国古代司法中另一个制度联系在一起，古代对官员的考核中，道德评价居于首位，传统中国以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