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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战略的效用分析

“尊王”与“攘夷”是春秋时期国家间政治的两大主题，并一度得到绝大多数诸侯国的认

同。春秋时期的几个霸主曾以“尊王”、“攘夷”为两大战略来强化自己霸权的合法性与权

威。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霸权国逐渐放弃了这两个战略。本文试图分析春秋霸主放弃

“尊王攘夷”战略的原因，并由此总结战略的效用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

一、作为争霸战略的“尊王攘夷”

“尊王”是指尊崇周天子的权力与权威，“攘夷”是指防御外夷的入侵。“尊王攘夷”是后

世儒家学者对春秋时期国家间政治特点特别是一些霸权国对外政策原则的总结。“尊王攘

夷”一词并不见于任何儒家经典之中，但为儒家学者所赞同，而且是《春秋公羊传》的基本

精神之一。现当代历史学家一般着力考证春秋霸主的对外行为史实，但从战略的角度来分析

和审视“尊王”与“攘夷”的文章很少，就更谈不上研究这两种战略为什么后来被霸主所抛

弃了。[1]

胡家聪指出，“攘夷”必须“尊王”，“尊王”旗帜竖起来，中原各国才能增强团结；华夏

族各国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外族的入侵。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尊王”与

“攘夷”是一致的。胡家聪看到了“尊王”与“攘夷”共通的一面，但没有注意到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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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也有相对的独立性。比如，郑庄公和晋顷公的“尊王”行动就与“攘夷”无关，晋文

公、晋襄公的“尊王”行动也不一定与攘夷有关。楚共王也有“尊王”行动，这与“攘夷”

就更无关了，因为楚国那时还被认为是“蛮夷之邦”。

孙家洲注意到春秋霸主必须以“尊王”为自己号令诸侯的旗帜，并试图梳理徒有虚名的天子

与实权在握的霸主之间的关系。然而，他只梳理了两者关系的表象，却没有分析关系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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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以及“尊王”战略对霸主的利弊。比如，他观察到在春秋时期，霸主地位要靠实力获取，

但在形式上要得到周王室的承认，但是没有分析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实施“尊

王”战略的条件和效用。

总之，现有的历史研究重在梳理、考辨“尊王攘夷”的史实，并不注重分析“尊王攘夷”作

为一种外交战略的效用及其边界。

（一）“尊王”战略的效用分析

“尊王”战略的提出与春秋初、中期国家间政治形势密不可分。首先，从权力分配格局上

看，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帅兵

护送下东迁雒邑，春秋时代自此开始。在经历了西周末年的战乱后，东迁后的周王室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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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振。在春秋初期，即从公元前770年到前707年长达60余年的时间里，周王室主要依靠

四周几个诸侯国来作为自己的防卫屏障，才能勉强维持苟安之局和天子之尊。公元前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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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王室与郑国爆发繻葛之战，周军大败，周天子的威信一落千丈，王室自此在对外事务

上一蹶不振。不仅如此，王室统治集团又相继发生分裂，并爆发内战。公元前693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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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发生“王子克之乱”。公元前675—前673年，周王室发生“王子颓之乱”。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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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年—前638年，周王室发生“王子带之乱”。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周王室实力更加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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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所辖土地有的赏赐给了诸侯，有的被郑、晋、楚等强国或戎族相继侵占。到春秋中期

（从公元前707年至公元前546年向戌弭兵）之后，周王室实际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只相当于

一个小国。由于土地和人口持续减少，王室长期陷于财政紧张之中，不时要向诸侯告贷救

急。比如，公元前697年周桓王派人到鲁国求车。按西周礼制，车是天子赐给诸侯之物，而

桓王向诸侯求车说明王室已经穷到连车都置办不起的地步。周桓王当年去世，王室无钱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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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结果七年后才得下葬。[11]

在周王室衰微的同时，有些诸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迅速成长为实力强大的国家。郑、

齐、晋、秦、楚、吴、越等国相继称霸。其中，春秋中期以后，晋、楚两国长期争霸，使这

一时期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