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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公民的生育权

在中国,计划生育是一个敏感、尖锐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严肃话题。1982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第2款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可见计划生育是一项宪法性义务,这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内核。但是,这项义务的设置却对人权,尤其是公民的生育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那么,这一政策是否能在人权的价值体系中容身呢?事实上,人权并非就应得到绝对的保障。在我国,毫无限制的生育权将与公民的生存权产生激烈的冲突。在这样的特定情势下,对生育权进行相应的限制并不违反法理,并且是必须的。但即便如此,这一政策仍应符合基本的人权标准,不应过于严厉。在计划生育义务的设置之外,计划生育政策的保障机制同样对公民的生育权及一系列相关权利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侵害。生育条件的设置致使一部分人的生育权无法得到保障,计划外生育的惩罚措施也伤害了公民的正当权益。这些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实施方式同样需要从维护生育权的角度进行评估与调整,否则将导致本可合宪的宪法义务丧失宪法上的正当性。调整该政策保障机制的核心在于保护个人的生育权与保障计划生育义务得以履行之间的平衡。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权的限制之严厉为世所罕见,在实施过程中亦有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出现。从生育权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一政策尚有调整与完善的空间。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这一政策无疑应向保护生育权、保护人权的方向做出倾斜,在人权的指导下进行变革与完善。

计划生育政策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还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而《婚姻法》则将计划生育作为一个基本原则确立在总则之中。

第一、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言，计划生育就是在全国或整个地区范围内，对人口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对一个汉族家庭或一对汉族育龄夫妇而言，则是有计划的安排生育子女.

第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计划生育对人口的出生增长实行计划调节和控制，以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个家庭或一对育龄夫妇有计划地安排生育孩子的时间和数目，以适应家庭和社会的需要；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如国家或地区）有计划地安排人口出生的数量和确定生育对象，即对人口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使人口发展同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

为了减轻人口增长过快对中国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在19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1979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立为其基本国策之一。根据中国计生委相关机构的研究成果，这项政策自其实施开始，至2000年时共减少了2.5亿孩子的出生。在中国国内外，这项政策因其实施的方式及其带来的负面经济和社会效应而备受争议。计划生育常被认为与\o强制上环强制上环、强制\o堕胎堕胎和\o虐杀女婴虐杀女婴有所联系，并被认为是导致中国人口性别失衡的原因之一。在2002年以前，超生、多生的中国公民会被处以数额不等的计划生育罚款。但从2002年9月1日实施《\o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后，违规生育子女的公民被要求“依法缴纳\o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否则小孩可能被政府“没收”；其中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按省级（即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规定。

二、生育权的性质

为探究生育权的性质，我们有必要了解社会中民众对生育权的基本认识。以下是媒体报道的有关生育权纠纷的几个典型案例：

案1：某乡卫生院应某育龄妇女的要求为其实施了取环手术。在此后近20年中,夫妇俩却一直未能生育,经多方诊治无效后，夫妇俩只得领养一女。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节育环仍存在体内，该妇女以卫生院侵害其生育权诉至法院，要求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20万元。

案2：某医院在给一妇女作妊娠检查时，未能查出胎儿先天性疾患以至当事人生育了残疾孩子，该妇女及其丈夫怒告医院侵害他们的优生选择权。

案3：史某与丈夫王某因家庭琐事争吵后，未经丈夫同意擅自堕胎，王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要求史某承担侵害其生育权的民事责任。

案4：李某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丧失性行为能力，李某之妻以自己生育权被侵害为由要求侵权人对其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人口，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人口过剩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迫使当时的中国不得不实行计划生育，以减轻人口的压力。在当时的环境中，人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更无法考虑保护人的生育权。因此，从社会因素及权利与义务等角度上看，在上世纪70年代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公民的生育权进行限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对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