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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官告民”制度的建立

王学孟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人权、都离不开人权，但我们需要的人权却时刻面临国家权利的威胁，因此，我们只能求助于另一种制约性力量来消除这种威胁。本文仅在行政法领域做一点设想，既建立官告民的制度来约束这种威胁。以下对这一制度做初步探讨：

一、官告民制度的设计宗旨。

一切权力都公开或隐蔽地含有毒药。

—H?A，别尔嘉耶夫

如果你想保护人权，你就必须限制那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并且确保这种权力受到持续的监督。

——托马斯?弗莱纳

在此引用上面两句话是为了引出本论题的宗旨，既最大限度地监督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保护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无论是行政法理论的控权论、管理论还是平衡理论，都把行政主体看作是抽象的执法者，很少考虑到行政执法过程中代表国家执法的个人，或把执法人员都推定为善良人或是一种工具，认为他们会严格依法办案。理论上的完美没有忽视了作为行政执法者的个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不理性行为，行政执法者的违法行为(不是滥用权力，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其被赋予的权力)没有打破完美的理论，但侵害了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因此，我们不得不规范或是约束行政执法者。看看下面的例子，我们会更加认识到约束行政执法者的必要性。

例一：据《南方周末》1998年8月7日报道，浙江省苍南县公安局一名警察的新戚(一无业人员)有一天到白沙中学强占正在上体育课的操场，被教师刘少屯制止。可该警察却为了替他的亲戚出这口气，以显示自己不是好欺负的。于是就在1994年1月18日将刘少屯抓走，用烟头烫其额部，用警棍插入口中电击，以“流氓头子”罪名劳教3年。刘从1995年起告状3年，到1997年6月劳动教养期限届满时法院才审理，到1998年3月才做出撤销劳动教养决定的判决。不知这种劳动教养决定是根据什么样的证据、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做出的?这样的例子一个也许不足说明问题，但我们有没有必要再举上几个例子。

二.官告民的制度模式。

1、官告民制度针对的行政行为范围。司法审查的建立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包括物质的，也包括无形的东西，比如说是效率。我们可以在不打破原有制度设计的前提下营造一个“特区”，既官告民制度主要针对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两种具体行政行为，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依照原来的程序处理。并且这里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针对的是公民个人，这样设计的理由以后再探讨。

2、法院里另设法庭专门负责官告民的行政案件，这一法庭有别于原来的行政法庭，它是为官告民而设立，可以起名为司法审查法庭。

行政主体在作出一项行政行为之后制作一副本移交司法审查法庭。

3、撤销行政复议，行政相对人在不服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时有权拒绝执行。

4、行政主体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对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

5、法院进行审判。如果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合法，则具体行政行为就立即撤消。如果违法，那么法院对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

(三)、对行政复议的挑战，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法律制度。官告民制度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有疑义时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不需经过行政复议。

(四)、对行政诉讼法的挑战，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的被告一方是行政主体，而原告一方是行政相对人，而官告民制度则与此正好相反，两者相比，除了原被告地位变更和诉讼费用分担之外，其他制度可以保留。

五.官告民制度的必要性。

(一)、行政与司法的关系来看，官告民的制度有其必要性。

行政权是在自己的领域通过一定的行政行为来实施立法者推行了的某种法律价值，从而使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所要实现的社会形态在行政权管辖范围内从观念层面转成为现实层面;司法权则通过纠纷的处理来维护立法者者所要推行的法律价值，这里我们看到，行政权是从自己的利益视角主动地介入社会生活来实施法律价值的，它自己并不是有能够使法律价值得到完整实现的天然合理性和自我证明性需要与之相对应的外界权力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确认立法者所推行的法使价值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实现，这就需要这一外界权力在进行了这种审查活动中具有终结性的权威地位，否则，这一权力对政权的审查结论就会永远处于行政权随时可以生疑的境地，能使价值的维护权从何谈起呢?这也是司法权在维护法律价值经享有性权威地位的原因所在。

(二)、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必要改进。现行司法审查在某种程度上颠倒了法律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