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中国依法治国制度的影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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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对当代依法治国的影响

杨振

与自成体系的中国文化一样，中国也有一整套对世界有影响的法律思想体系，并形成了理论体系完整，制度健全和极具包容性的法律体系——中华法系。这个法系不仅仅影响到中国周边的领邦，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向中国学习”曾经是西方思想界的实际行动。那时的中国，与今日美国政治制度对世界的影响不相上下。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数度指出：“中国政治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

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对中华法系的否定也日渐强烈。指斥这一法系落后、野蛮的声音此起彼伏，改革之举措亦层出不穷。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推翻帝制的同时，中华法系也随之寿终正寝，成为历史学家的解剖物而退出寻常百姓的视野。但是，从1911年到现在，100多年了，我们回顾中国法治史蜿蜒曲折的行进路线，由不得不承认：形式上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华法系仍然在实际生活中指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行动，具有着难以消退的生命力。

一、民本思想是中华法系生命力不减的根源，也是今天中国依法治国不可舍弃的根本。

教科书上经常说的“中国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在形式上，这是正确的。但是在法律运行的实际过程里，却大相径庭。

“人治”之于中华法系最突出的一点是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者，奴隶也。这句话用白话文去说，就是：天底下的土地都是王（皇帝）的，在这土地之上的人都是王（皇帝）的奴隶。

还有一个经常用来证明中华法系“人治”特点的，就是中华法系中对人鲜明的等级划分。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法系的法典——《唐律疏议》对人就有“良贱”之分。并且对良人与贱人在同一事件上的处罚也规定了差别巨大的幅度。这种公开的不平等与今天法治思想上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截然不同。

最后，在裁判形式上，突出官员一己私智、德行在法律运行中的突出作用，也使中华法系时常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特征。加剧了中华法系“人治”的色彩。

的观点截然相反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使我急切希望了解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并由此指引着我去阅读各种与古代法制相关的文章，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存在性和对当前中国依法治国制度的影响成为我今天论文的主题。

一、传统之于今日中国，是一个难以割裂的整体，由此，儒家思想之于今日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是必须继承的历史传统。

在传统的教育中，中国传统思想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思想，而由韩非子、商鞅和李斯等人在战国末期实施的法

秦汉至明清，两千年间，各个政权，在立国之初一般都要制定一部大而全的律典，作为国家法制的基础。除法典外，还出现过令、科、比、格、式、典、敕、条例、指挥、故事等名目繁多、功能各有侧重的法律形式，作为成文律典的重要补充。这些法律法规，内容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规定之详细、思虑之缜密，在古代立法史上首屈一指。比如，唐朝的《唐律疏义》就以其高超的立法技术、详备而完整的体系、丰富而有特色的内容，在世界上享有良好的声誉。与此同时，古代中国也建立了相关的机构和官职处理司法问题，例如汉代中央的廷尉，隋唐的大理寺和刑部，以及明清的都察院、刑部和大理寺。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法律法规的存在，都很好地促进了传统法制在国家管理过程中的作用，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确保了社会的秩序和持续运转。但是，正如《唐律疏义·名例律》所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尤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法制相比于德治，是处于次要位置的，是德治的补充和保障，在面对德的时候需要让位，这就产生了以“情-理-法”为排序顺位的社会关系调整模式，即使法律体系健全，刑罚执行文明，司法制度完善，仍摆脱不了情的介入和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制儒家思想这一意识形态本身在构建方面未能理清德与法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本身非常注重伦理，注重维护家庭的和睦和亲情，这种“伦理和亲情优先”的文化作用于法律制度，即形成“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特性，在这一套伦理法制体系中，尊卑、亲疏、名分等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此种文化仅仅限制于家族内部或者亲戚之间，法律犹可援情处之。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商业经济的发展，国内迁徙力度的加强，原本只局限于当地的“亲情”开始扩张到“友情”和“乡情”，这种人际关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的网络化、裙带关系的扩散化，使得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个人之间有机会打破既存的程序规则和法律限制，并进行“社会性博弈”与相互“交换和交涉”。权力之间的对比，对法律掌控程度的不同，成为了决定一切的事态，社会缺乏透明度，原则和规范名存实亡，失去意义，法律本身也沦为隐权力冰山的表层，只见形式，未有实质。

最后，宣扬皇权的至上，强调等级。中国传统皇权制度的强化，是在明清两代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