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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柳人家》中两次“说和”矛盾解读与教学启发

一、两次“说和”的矛盾呈现

（一）两三个时辰的“说和”——现实生存境遇与道德伦常、长幼之仪的矛盾

再者是传统女性对伦理界限的坚守。在纤夫看来，围腰降低了违背男女大防传统伦理规约的风险。但从一丈青的女性视角出发则不然。文中写到“大姑娘小媳妇们”，表明此时运河畔的女性不止一位，已婚、未婚，老少皆有。一丈青作为女性群体的代表断然出言训斥，小说中对此次矛盾的书写建立在对伦理坚守标准的不对等上，在纤夫眼中，生存境遇大于伦理界限；在一丈青眼中伦理界限应当被无条件坚守。“腌臜”一词透出一丈青对视觉上男性赤裸身体的抵触。纤夫“一大把岁数，什么没见过”的说法针对一丈青一个人，而一丈青所站的角度却是大姑娘小媳妇们的群体视角，显然一丈青坚守的伦理具有普遍性。

（二）三天三夜的“说和”——男性主导与耕读观念转变

第二次“说和”暗含三层矛盾。一是娶儿媳妇中展示的城乡生存意识的冲突。一丈青是农村妇女，她认为儿媳妇是“无用的纸花”，她想找个能帮她干活，支撑门户的农家女。她的儿媳却是城镇女性，不是以耕为生。而何满子的母亲是“文墨小康家庭出身”，识文断字、斯文、单薄，她已脱离以土地为生的生存方式，二者存在理念层面的矛盾。她们都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一丈青眼中的“中用”是符合农村淳朴妇女标准的劳动力形象，而何满子母亲嫌弃婆婆“粗野”，这是城镇与农村生存环境差异造成的必然结果，并无贵贱之分，而是生存理念相差悬殊。这一描写从侧面反映出农村与城镇融合过程中的矛盾，即以耕为生、以读为生的理念碰撞。

二、两次“说和”背后的秩序观念

（一）耕读传家

耕读传家在传统社会和家庭观念中根深蒂固。中国是农耕社会，“耕”是解决温饱的关键，读是通晓事理、明辨是非、涵养正气的必要手段，耕读之中有中国人传统的求生存、立高德的基本诉求。文中第二次“说和”源于一丈青与儿媳观念上的矛盾。一丈青堅持以耕为生，儿媳则认为应以读为生，这是人生路径选择上的根本矛盾。文中何满子的爷爷对文化人的青睐是《蒲柳人家》中叙事的一条暗线。何大学问得了“大学问”的称号后时感悲凉，这种悲凉是对家族历史“祖宗八辈……全是睁眼瞎”的反思。从文中看，一丈青并不直接肯定女性文化人的长处，她认为儿媳是纸花，而何大学问则肯定文墨出身的儿媳，这里实则蕴含着如何平衡耕与读的深层思考。早在宋代陆游就在《观村童戏溪上》中有言：“三冬暂就儒生学，千耦还从父老耕。识字粗堪供赋役，不须辛苦慕公卿。”元代王冕也有《耕读轩》说：“路逢谁家子？背手牵黄犊。犁锄负在肩，牛角书一束……书声出茅屋。古来贤达人，起身自耕牧。”明代曹学佺所编《石仓历代诗选·安山道中晩棹》中有“洋洋水波逝，永钦川上怀……耕读有遗轨，长使愿无乖”的诗句。这证明了何大学问坚持的是自古以来耕读传家的传统诉求。文本中的何大学问是渴望知识而无从获取的典型，在时代背景中他的担忧更是千万农舍寒门的内心写照。

（二）女性突破

三、教学内容生成及启发

《蒲柳人家》有宏大的阐释空间，它的“美”在于运河畔儿女的淳朴、爱憎分明、侠肝义胆。李万武指出刘绍棠“美文”标准是衡量当代文学的一把标尺。从两次“说和”中可看出刘绍棠潜意识中对道德美和对家国情怀的塑造。

发掘小说中的重要细节可以为教学提供独特的视角。文中对一丈青大娘的两次“说和”看似轻描淡写，实际却独具匠心。从两次说和的时间看，一丈青内心有难以释怀的坚守。从第一次“说和”可以看出，一丈青是个干脆直接、敢爱敢恨的女性，骨子里有股子侠气。这一性格促使她搭救望日莲、撮合周檎婚姻、支持抗日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女性以家国为重，支持革命，自由恋爱的观念转变。第二次“说和”体现了何大学问对文化人的特殊青睐，周檎在北京读书，接受新消息便捷，也展现出了京郊底层民众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课文以一丈青两次“说和”的矛盾为原点展开分析，较为全面地关照小说人物在时代背景下的不同人性特点。与一丈青侠肝义胆、敢爱敢恨的性格特点相比，柳灌斗因连副投奔了国民党而与之割袍断义，显示出一股子侠气；董太师给儿皇帝上进表当汉奸被钉在耻辱柱上。与一丈青慷慨、洒脱、正直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的还有吉老称和牵牛儿，揭示出社会的黑暗面，吉老称认为“天下官府都给有钱人办事儿……只有反”。在时代背景下，一丈青、何大学问、周檎、望日莲、柳灌斗、郑端午、郑整儿、荷妞……所有人都在革命的漩涡之中，运河儿女高涨的革命情怀使《蒲柳人家》中的每个人物都鲜活饱满。

《蒲柳人家》是一部社会主义“美文学”，它的美由内而外，在国家命运前，运河儿女有强烈的大局意识，其道德之美在于爱恨情仇的分明、侠气的充盈，人性之美在于对自我意识的突破及对时代思潮的回应。

[1]刘绍棠.蒲柳人家[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2]刘万斌，刘绍棠.文学的当下意义[J].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