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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的距离

CCC––简评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贡献

张晓晶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美国教授，一位是哈佛大学的罗伯特·默顿（RorbertMerton)，另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的迈伦·斯科尔斯(MyronScholes)。两人因在基础金融理论（主要是期权定价理论）方面的贡献获此殊荣实在情理之中，但恰恰在今年，在另一位杰出的合作者费希尔·布莱克（FisherBlack）死后两年才颁发此奖，不能不说与近年的衍生金融工具的迅猛发展及全球性的金融动荡有关。当人们（甚至整个国家）为金融市场的变动大喜大悲的时候，会很自然地冒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谁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于是，我们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被“请”了出来。

确实，在经济学中，我们还很难找到象期权定价模型这样的例子：一个模型一个公式会这么有用，能够直接应用于现实（七十年代以来很多金融工具的创新几乎都与期权定价模型有关）。人们当不会忘记，在关于期权定价模型的经典性论文正式发表的前一个月（而论文的写成实际上要早得多，这将在后面提到），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正式开张营业。如今，这一天才的公式已造就了一大批投资银行家（萨缪尔森语）。这些都表明该理论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联系主要体现在该理论提高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抗风险的能力。

记得曾经读过一本书，书名叫《对抗上帝》（AgainsttheGods)。这里的对抗上帝不是指《失乐园》中的众神反叛，而是指对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严格就来，风险是可计算的，不确定性是不可计算的）。因为根据爱因斯坦的说法，上帝在掷骰子，是上帝制造了这些不确定性和风险，人类要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世界中生存，自然要（并且不得不）对抗上帝了。

有史以来人类与风险的对抗从未中断过。没有那种与风险对抗的精神，海上冒险、远程贸易很难出现；而如果人类在对抗风险的技术方面没有突破，这些活动更是无从进行，统一的经济世界也不会形成。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提到，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根本上是为应付经济生活中的风险。考察一下金融制度的发展历程，则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抗风险技术的发展。银行也好，保险公司也好，股份公司也好，还有其它各种形式的基金也好，种种金融工具及相应的金融市场的出现，才使人们分散、转移风险提高流动性（流动性不足也是一种风险，比如遇到意外变故手中的资产无法变现）成为可能。

默顿在１９９５年的一篇论及金融的文章中指出，金融体系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通过对风险的时空（intertemporalandintersectoral）配置达到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在金融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五个作用中他也把便利风险的集中（pooling）、分散(diversifying)、套头交易（hedging）和交换(trading)放在了第一位。而在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方面，当前发展势头极猛的衍生金融工具更是达到一种极至，因为它交易的对象可以说就是风险。现任美联储委员会主席阿伦·格林斯潘（１９９４）曾经对衍生金融工具这样评价：本委员会认为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批衍生金融工具提高了经济效率。这些合约的经济功能是使以前被绑在一起的风险分解成不同的部分，而把每一部分风险转移给那些最愿意承担和管理这些风险的人。

以上是默顿和斯科尔斯的理论在提高人类对抗风险能力方面所作的贡献。需要补充的是，市场为对抗风险引入衍生金融工具的同时，也引入了新的风险，这是亟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下面要谈谈他们的理论在整个经济学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正式论述之前，需要提及诺贝尔奖背后的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那篇期权定价模型的论文的。

说起来颇有意思，当人们对布莱克与斯科尔斯１９７３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开创性的经典论文表示惊叹的时候，恐怕想象不到，这篇文章实际上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份就投到了该杂志。但编辑很快将其退了回去，理由是文章中涉及金融太多而涉及经济学太少。当时哈佛的《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也让他们吃了闭门羹。后来幸亏有了芝加哥两位有影响的人物出面才使得这篇论文得以在三年之后发表。

第二个是关于９０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可维茨的。

与今年获奖的领域相似，９０年的诺贝尔奖授予了金融方面的三位专家。其中一位是马可维茨。马可维茨在芝加哥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弗里德曼令他很尴尬：认为他的资产组合理论不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因而不能授予他经济学博士学位。在１９９１年的一篇文章中，马可维茨说：现在我愿意承认，在我论文答辩的时候，资产组合理论还不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现在它是了。

两个故事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尽管金融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