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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中的生存困境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基拉尔的“模仿欲望观”理论探讨《马伯乐》中主人公的生存困境，从欲望生成、投射、失败三个阶段分析马伯乐多元复合的欲望模式及其动态变化，揭示其与特定时代背景的有机联系及其所昭示的萧红的写作出发点，提供超越性的时代镜像与人性省思。

关键词：《马伯乐》模仿欲望观萧红欲望中介

1938年5月29日下午，《七月》杂志以“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为主题召开座谈会。萧红借此表达了对于“战场高于一切”文学观念的不满：“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1］

《马伯乐》是萧红在生命后期创作的一部未竟之作，她病重时仍遗憾自己还没有给那忧伤的马伯乐一个光明的交代。由于文本的未完成性，很长时间以来，学界对《马伯乐》的关注热情并不高，相关研究困于人物形象分析和艺术价值评判两个层面之间，对其评价亦始终徘徊于贬抑与有保留的认可之间。20世纪90年代后，学界逐渐打破这一模式，开始极力探究这部作品的整体特质，如陈洁仪认为《马伯乐》以多种方式消解了“抗战文艺”［2］，艾晓明认为马伯乐体现了明显的“精神失败法”［3］。然而多数学者都忽视了萧红“写作的出发点”，即“人类的愚昧”。

多数学者侧重强调马伯乐自身的胆小、吝啬等因素，脱离了塑造他的特定时代背景，对马伯乐模仿欲望的过程重视不够，也忽视了其欲望的复合性。对此，本文基于“模仿欲望观”，以马伯乐欲望的生成、投射、失败三个阶段为线索，梳理马伯乐的欲望模式，探究其与所处时代的有机联系，挖掘这部作品所昭示的人类愚昧之所在。

一、模仿欲望观与马伯乐其人

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RenéGirard）提出以“欲望三角”为中心的“模仿欲望观”，认为模仿欲望是模仿他者欲望的欲望。［4］其基本模式如图1所示。基拉尔认为，在欲望主体与欲望客体之间存在中介，即我们崇拜并希望与之相像的“楷模”。追求欲望客体，归根结底其实是追求中介。主体通过介体选择其欲望的客体，这种欲望是既以他者为原因，又以他者为目标的，欲望主体与欲望客体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而当欲望主体与欲望中介相隔较近时，介体对客体有着相似的欲望，就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内中介模式。主体相对于中介而言，亦是通往欲望客体的竞争者，由此形成了一种双重竞争关系。这种关系极易激发主体与中介之间的敌对情绪，构成一种“双重束缚”的困境。

从家庭身份、社会身份和民族身份来看，马伯乐所呈现的显性身份与隐性特质极为矛盾。

在家庭身份上，马伯乐作为儿子、父亲和丈夫，本应于家庭生活中承担相应责任，但他却因父权压迫而缺乏反抗能力，同时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感，最终无所作为。值得注意的是，马伯乐在家庭中还展现出一种偏传统意义上女性化的特质，这使他“男子汉大丈夫”的形象彻底消解，“夫为妻纲”的传统身份规范完全失去效力。离开了家庭的经济支持，他在上海几乎无法生存。最终他在家庭中走向了一个边缘化的位置，沦为奥勃洛莫夫式的“多余人”。

在社会身份上，马伯乐是一个典型的伪知识分子。他的名字“马伯乐”和“保罗”带有讽刺意味，其原名“保罗”有救世主的含义，与其启蒙的双向失败恰恰相反。他既未能启蒙民众，也无法真正领会启蒙思想，反而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

在民族身份上，马伯乐表面上鼓吹自己的爱国行为，实际上却崇洋媚外。但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根本上取决于其对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呈现出一种以利为主的世俗化倾向。在特定时期，因为战乱、经济萧条，人们产生对外部世界的憧憬，传统的世俗化观念在形式上发生转移，外化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但实际上这只是人们对现实不满以及想寻求改变的一种心理投射，马伯乐“崇洋媚外”的行为也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缩影。

基拉尔认为主体在形成过程中有一种失去某种根本性东西的恐惧，为了找回这种失去的东西，主体便产生了欲望。而马伯乐的显性身份与隐性特质之间的矛盾与错位，表面是为了追求家庭中的自尊、社会上的认同，更深层的导向正是这种本体性自我的缺失。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真正缺失的东西，而其欲望却又在不断叫嚣，在这种欲壑难填的状态下，马伯乐踏上了一条无法停止的“逃亡之路”。

二、欲望的中介与投射

长久以来，学界对马伯乐的观照角度与情感态度不断演变，从“浮尸”到“阿Q”再到“渣男”“巨婴”［5］，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认知。而马伯乐之所以极富可阐释性，是因为他把社会的价值取向赋予多样的身份，以弱肉强食逻辑下混杂的欲望模式为中介，再让其体现在具象化的欲望中。这一过程构成了欲望投射，亦展现了马伯乐逐步被欲望介体支配的机制。在此动态过程中，马伯乐复合型的欲望中介至关重要。

童明指出，介体建立的模式，也即概念，可以表现在广告里，也可以是书籍、报刊的信息，通行的观念，流行的叙述，或某种文化、某个意识形态。［6］由此，将马伯乐的欲望介体归为某一具体人或事物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