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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收入分配：相对的平等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劳动者的收入差距由“两种分配制度”决定，一是产品或个人的收入分配制度，二是它所依赖的生产条件的分配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或生产工具的分配原则决定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品或收入的分配原则，因而从根本上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原则以及贫富差距。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等物质财富，而劳动者除了自身劳动力便一无所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按资分配的分配制度带来了绝对的不平等。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人工智能会加剧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存在引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可能，但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则为逐步实现分配的相对平等提供了根本保障。

（一）人工智能加剧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要素偏向性和技能偏向性

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关系到生产过程中各要素的需求比例和对应的边际产出，直接决定了要素所有者的报酬，反映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进步表现出数据偏向性的特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资料的分配原则决定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品或收入的分配原则。数字经济时代下，人工智能运用数字技术发挥数据优势，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不仅参与生产活动，还表现出以数字资本的形式追求剩余价值的性质。人工智能的数据偏向性有助于数字平台企业形成规模经济且使其具有网络外部性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进而推动数字平台企业成为超级垄断型企业，并利用垄断力量支付更低的工资，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进步表现出资本偏向性的特点。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智能自动化技术，也是一种资本密集型技术，它的应用需要大量的智能机器设备，而且这些设备的投资具有资本集约性，可能改变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使资本价格相对劳动更便宜，这为企业提供了用资本取代劳动力的激励，促进劳动的节约，从而减少劳动力的市场需求，降低劳动力的回报率。因此，有学者提出21世纪以来劳动份额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质量调整设备价格相对于劳动价格的急剧下降。

总之，人工智能对资本的偏向性促使资本替代劳动，劳动和资本的回报率不断拉大，劳动者的收入份额降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提高。

另外，人工智能技术进步表现出技能偏向性的特点。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需要先进的编程和计算能力，这些能力需要进行专业的教育和培训才能获得，具有对高技能的偏向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人工智能通过对特定技能的要求，影响了不同类型劳动者的技能溢价，进而影响其收入。总体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减少对中等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反而增加了对高、低技能的需求，劳动岗位的两极化使得大量无条件培训的中等技能劳动者涌向低技能岗位，岗位的竞争激烈，工资水平持续下降，进一步扩大技能异质性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因此，即便智能自动化技术促进经济增长，带来财富增长，但如果与之相对应的收入分配关系缺乏公平性，必然会使大多劳动者的利益受损，加大贫富差距。已有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并没有使得大多数劳动者收入水平上升，只是促进小部分精英群体获得较大收益。国内有学者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其利用2001-2016年的全国及省级数据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扩大了高技术行业与低技术行业的劳动收入差距，在劳动者内部通过增加高技能劳动的需求、减少低技能劳动的需求，扩大高、低技能群体的收入差距。

在传统的科层化企业内部，劳动者遵循明确的市场定价体系，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内部晋升机制，弱化了劳动者对组织的依附关系，从而扩大了外部劳动力市场规模。人工智能加速劳动力外部化趋势，不仅改变了对工作的技能需求，塑造了新的劳动力市场格局，还使得财富积累向知识资本的方向转移，从而导致劳动与资本之间、劳动者内部间出现不均等分配，使得社会发展进一步不均衡。“机器换人”的过程从最初的体力替代，演化为劳动者技能退化，导致中低技能工人收入下降或失业，与此同时，先进机器设备促使劳动者再技能化，使得高技能者收入增加，导致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

（二）人工智能提升收入分配的普惠效应：相对平等与成果共享

人工智能对劳动者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既有反向的抑制作用，也有正向的积极作用，其最终效果取决于人工智能应用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赋予了“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使得同一资本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促进资本积累，导致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现象明显，资本家可以在更大规模上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其结果是资本家实现了财富的积累，而雇佣工人形成了贫困的积累，导致财富的两极分化。人工智能的要素偏向性和技能偏向性，再结合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按资分配的分配制度是具有对抗性的，给社会带来了绝对的不平等。

然而，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