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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劳动者自身及其发展的影响

作为劳动过程的主体，劳动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其发展将影响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实现。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了劳动者去技能化，提高了劳动者技能的普适性，对劳动者及其自身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一、人工智能促进劳动者的去技能化

（一）技术进步促进劳动去技能化的争议

政治经济学领域一直有关于劳动者劳动去技能化的争议，马克思强调资本家为控制劳动过程，利用机械化生产使得劳动者不断去技能化，而布雷弗曼在马克思的观点之上提出了“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认为“劳动过程的每个步骤，尽可能地脱离专门知识和专门训练，都变成简单的劳动。”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体力劳动中，也出现在脑力劳动中。然而，有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并不认同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观点，他们关心的核心不在于去技能化导致的劳动者技能退化，而是认为工人阶级作为劳动的主体并不会如此轻易地被剥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这一方面马克思受其所处时代背景的限制，当时工人的力量较为薄弱，因此马克思忽视了工人阶级在劳动过程中反对控制的作用，而布雷弗曼主要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在强大的垄断资本面前，工人阶级反对控制的成果并不明显。但长期历史的证据表明，技术的进步确实更有效地利用和控制劳动，资本逐渐实现对劳动的控制。而另一部分劳动经济学的学者则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机械化、自动化设备的应用，生产过程的技术复杂性会提高，对劳动者技能的需求会提高，而这一现象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变得愈加明显。同时有学者提出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过程变革促使劳动者技能发生再技能化，这是对技能有结构性转换需求，而非简单的去技能化。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技术进步不仅带动了就业的灵活性，也给予了劳动一定的自主性。

总之，这些学者的研究都对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去技能化”的理论提出了挑战，然而劳动的去技能化与技能要求的提高这两者的概念和意义是否相悖呢？其实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劳动的去技能化强调的是通过对技能垄断权的消除以达到对劳动过程控制的目的，而技能要求的提高则是针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和结构的变化。马克思强调的是新技术的使用导致资本主义创造了多少易于被替代和再生产的技能，并非指从复杂劳动还原到简单劳动过程中导致所有劳动者同化到任何一种技能都不存在的境地。对劳动市场上技能要求变化的研究同样也是考察了这一过程，因此这也是观察劳动去技能化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二）人工智能促进劳动去技能化与技能分化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要考察马克思所指的去技能化理论时，应该从技能垄断权的消除，即技能的易替代性和易获得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奥特和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常规和非常规、认知和操作工作组合进行划分，能够反映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和机器的替代程度。无论是认知性或操作性的常规劳动，都可以被归纳为易被替代和获得的劳动，也就是被“去技能化”的劳动；而认知性或操作性的非常规劳动，因其不能被简化为程序化的活动，被归纳为不易被替代和获得的劳动，也就未能实现“去技能化”。而认知和操作工作组合的划分与马克思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相一致，也符合布雷弗曼对“概念”与“执行”的界定与区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对常规性工作岗位的需求量不断减少，反而对非常规性工作岗位的需求不断增加。常规性工作就业岗位的减少意味着以前去技能化的工作要么在空间上转移，要么被人工智能等自动化、智能化机器直接替代，曾经去技能化的劳动者现在变得更加“无用”，虽然这里的“无用”是相对“资本增殖”而言的。此时，人工智能技术将劳动的具体流程不断分解、归纳与细化，尽可能使其在常规和非常规的工作中摆脱对中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从而将复杂劳动简单化，以确保劳有所需、人尽其能，实现对劳动的去技能化。

然而，在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劳动者的技能结构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即劳动者的技能朝着高技能和低技能两个方向发展，并且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加强。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在促进劳动者技能“去技能化”的同时也伴随着对高技能劳动者需求的增加。这种劳动去技能化的矛盾现象是资本与劳动为争夺对技能的控制权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和矛盾”，为了对劳动去技能化，资本不得不付出相应的成本，即管理程序化的难度不断上升，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增加。劳动的去技能化并非是将所有劳动者的技能禀赋同质化、平均化，恰恰相反，去技能化的结果形成了劳动技能的极化。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利用技术垄断方式拉大劳动者之间的技能差距，以便分情况地控制劳动者。资本家刻意拉大劳动者之间内部的差距，不仅试图分裂工人阶级、降低工会谈判能力，而且还制造了大量贫困的工人阶级、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二、人工智能促进劳动者技能的普适性

大机器生产时期，社会生产以大规模固定化的批量生产为主，此时机器的专用程度高，生产系统缺乏弹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