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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下后福特主义劳动过程的基本特征

在人工智能时代，后福特主义劳动过程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工智能时代采用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其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减少商品生产过程中不必要的、不能增加商品价值的间接劳动形式，具体包括监督检查活动、质检活动、日常维护活动以及质检工作。在此过程中，企业家通过各种岗位培训将劳动者培养成多技能的全面工人，这种全能型的多技能劳动者可以同时兼顾监督、质检与清理工作，承担一定责任的同时拥有对劳动过程持续改进的能力。

第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消费者的需求内嵌入后福特主义的生产过程中，采用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大规模的生产方式满足了规模化生产提高企业效率的要求，定制化的生产方式又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要求，因此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不同的要求。而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则为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提供了信息与技术基础。并且，后福特主义认为为特定消费者生产特定的产品和服务能为企业带来最大的利润。这样，消费者主权和商品价值的实现都得到了一定保障，有效地缓和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后福特主义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技术运用到资本循环的各个环节，通过新技术对购买、生产、销售三个环节进行协调，减少了对不变资本的投入，缩短了产品的生产周期。一方面，在企业内部，数字信息化使得企业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交流更顺畅，每一环节都能对下一环节做出及时的反应，减少不必要的原材料消耗以及冗余的人员，再结合持续性的机器创新，例如应用通用性的自动化设备，更能成功缩短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制造时间。另一方面，在企业之间，各企业采用信息技术追踪消费者的行为，将消费者所需产品的信息传递到最终生产部门，最终生产部门将其所需要的半成品以及零部件信息又传递给生产中间产品的部门，然后一直传递到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商那里。这样形成了每一步生产都由下一阶段需求决定的“及时生产”，该生产方式表明制造商、供应商以及销售商之间形成了信息技术共享网络，并且在产品开发和设计上形成了良好的合作与相互信任的关系，不仅互补了各方的技术能力，分摊了产品创新成本，改进了产品质量，还降低了各方的库存压力和营销成本，阻碍了其他企业的恶意收购，为低库存、低成本、短周期生产多样化产品提供了可能。

第四，人工智能时代，后福特主义更提倡企业专注于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部门，将其他活动外包出去。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和技术集中发展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部门，而将技术含量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外包出去，不仅节约了企业的管理成本，缓解了资金压力，也便于企业内部信息的传递与交流。这也得益于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下，企业间的信息能快速传递，它们能及时在市场上获得对应的外包业务，否则这种模式难以被广泛应用。在劳动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信息资源掌握在核心组织部门，核心组织部门利用网络与其他部门和企业进行沟通协调，使得企业内部信息协调从中央集中处理制转变为空间分散处理制，企业的管理模式由垂直管理转变为水平管理。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有助于打破各部门职能的等级障碍，使得各部门成员不再受限于等级制的纵向渠道而较为轻松地获得其他部门相关信息，使得企业传统M型的管理控制结构不断向扁平化方向发展。

第五，人工智能时代，后福特主义建立了一个结合核心劳动者与边缘劳动者的劳动控制网络。核心劳动者拥有更熟练的技能、更强大的适应能力，主要从事核心生产组织内的创新型研发活动和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工作，而边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较低、适应能力较弱，主要从事边缘生产组织内的标准化劳动密集型工作。在资本家无处不在的监督下，核心劳动者即便被授予各种权利以及责任自治，其创新动力和劳动成果也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积累的新来源。对于边缘劳动者，他们更多地承受着泰罗制的管理制度，进行着重复简单的流水线作业，直接承担了需求风险和失业风险。因此，后福特主义虽然在表面上促进了劳资关系的和谐，但其实质上仍然建立在劳资矛盾对抗的基础上，因而无法真正地解决劳资矛盾。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随着社会分工和协作的程度提高，任何企业都需要加强与其他企业的合作，将自身优势与其他企业的强项结合，组成具有弹性的单元或模块，与其他企业一起组装新的、更大的“水桶”，并从“新水桶”中分得自己对应的一部分，有效地克服只重视分工而不重视整合的缺陷。在弹性化的生产模式下，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展现出巨大的优势，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