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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通识教育实施效果的调查研究

导论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1.研究背景

解放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模式更多的是专刁‘教育。新中国成立以后，我

国的文教事业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开始向专业化教育转变，这种教育模式

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人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进

步，过分专业化所导致的人才基础薄弱、素质较低、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

弊端逐渐凸显出来。20世纪90年代，为了摆脱我国高等教育人刁’培养过

专、过窄的束缚，在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院士的倡导和原国家教委的大力

推动下，我国众多高校开始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目前我国除第一批53所试

点大学建立起了各具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外，许多高职高专院校也纷

纷开展各种形式的通识教育，可谓神州大地遍地开花。随着通识教育的深

入开展，针对它的学术研究也全面铺开。通过对国内相关研究资料的查阅

发现，我国学术界对通识教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重点是针对

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和具体课程的选择，较少对通识教育的实施效果开展

调查研究。虽然有少数大学对本校的通识教育效果进行了自评，但他们大

多是通过检测学生掌握人文、科学、社会等通识教育课程知识的情况来判

断通识教育效果，学生在接受通识教育前后的能力、态度、情感、价值观

等方面的变化没有列入其中，即使勉强列入考虑，但由于没有较科学的评

价工具，在后期统计分析中也显得有些生硬，说服力不强。面对这样的现

状，我们不禁要思考: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的效果究竟如何?怎么才能科学、

有效地评价通识教育效果?为了达到通识教育的目标，学校应提供何种教

育资源?本研究的目的正是试图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作出回答。

2.研究意义

(1)理论价值

通识教育的效果，或者说学生能力、素质的发展变化是一个难以量化考查

，但又函待研究的内容。以往的研究主要依据学生课外竞赛的获奖情况、

人文科学知识掌握情况等描述评价通识教育的效果。本研究则依据学生接

受通识教育前后素质的发展变化来评价通识教育的效果，希望能为通识教

育的效果研究提供一点补充。此外，本研究以阿斯汀(Astin)的学生发展(

student

involvement)理论为基石，结合“输入一环境一输出”模型(input-

environment-outputmodel,

Astin,1977)，并充分考虑到校方的现实要求的基础上，最终构建了以下

的分析框架(见图1)，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学生发展理论。

(2)现实意义

从宏观上看，通过本研究可以总体上了解H大学通识教育的实施效果，并

将评价和改进以一个闭合回路的形式联系起来，这必将促进H大学通识教

育的不断发展。高校可以利用反馈信息对通识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教学环境、考核方式等作出相应调整。另外，通过对H大学通识教育的

深度分析，还能找出一些在其他大学中普遍存在的共识性问题，这也能给

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一些有益的启示。

从微观上看，通过本研究可以较具体地了解什么样的教学实践活动、程序

和院校组织结构有益于通识教育。这有助于学校有的放矢地开展促进通识

教育的各类活动。例如:为全体学生创造参与和学习的机会，促进他们在

综合素质方面的发展。包括组建学生会、举办读书会、让学生自己参与到

教授的科研活动中去等等。①

(二)概念界定与辨析

1.自由教育、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的历史演变

近年来，对大学通识教育的研究正在逐渐增多，而在我国常与“通识教育

”一起出现的还有“人文素质教育”，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例学校还有“博

雅计划”的提法。因此，在梳理国内外著作、论文等资料前，有必要对通

识教育及其相关概念的历史演变作简要说明。

(1)自由教育(LiberalArtsorLiberalArtsEducation)

自由教育，又译作博雅教育、文雅教育、文科教育、人文教育等。其历史

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教育是以发展理性，促使人的智

慧、道德和身体和谐发展的教育，它排斥任何为从事某种职业或实用目的

做准备的教育目的。X19世纪，约翰·亨利·纽曼也对自由教育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理智的训练过程被称作‘自由教育”，。③自由教育的目的是

心灵的增扩和理性文化的培养。除亚里士多德和纽曼的相关论述外，在不

同的历史阶段有大量像《耶鲁报告》这样的关于自由教育的著作和文献资

料。总的来说，自由教育在目的上主张发展人的“理性”，即:发展人的

推理能力、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