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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实践

一、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的法律框架与核心原则

（一）国际公约与示范法的立法进展

跨境破产的法律协调始于20世纪末，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UNCITRALModelLaw）为核心。该示范法自1997年通过以来，已被54个国家或地区采纳（截至2023年数据），为各国立法提供了“软法”指引。例如，美国《破产法》第15章、英国《跨境破产条例》均以示范法为蓝本。欧盟则通过《欧盟破产程序条例》（第2015/848号）建立了成员国间的自动承认机制，2020年修订后进一步扩大了适用范围。

（二）各国国内法的衔接与冲突

尽管国际框架逐步完善，但各国对公共政策保留、债权人平等保护等问题的规定差异显著。例如，中国《企业破产法》第5条明确承认境外破产程序的效力，但要求“不损害中国债权人合法权益”；印度则在2023年通过《破产与破产法》修正案，首次引入跨境破产条款，但限制外国管理人对境内资产的直接处置权。此类差异导致跨境破产程序常面临法律冲突。

（三）跨境破产的核心原则之争

司法实践中存在“普遍主义”与“地域主义”的理论分歧。普遍主义主张单一破产程序全球生效，如雷曼兄弟破产案中，美国法院的主程序被45个国家承认；地域主义则强调属地管辖，典型案例是韩国韩进海运破产案中，多国法院对境内资产启动独立清算程序。学者Westbrook（2000）指出，两种原则的协调需依赖国际礼让与司法互信。

二、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实践挑战

（一）公共政策例外的适用边界

《示范法》第6条允许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但各国解释尺度不一。例如，2021年新加坡高等法院在承认中国某地产集团破产程序时，以“程序透明性不足”为由附加了债权人听证条件；而澳大利亚法院在2022年承认某欧洲航空企业破产重整计划时，直接排除了对本国劳工债权的调整条款。

（二）平行程序与法律冲突的协调

跨国企业集团破产常触发多国平行程序。以北电网络（NortelNetworks）破产案为例，加拿大、美国、欧洲法院分别启动程序，最终通过全球资产池分配协议（2017年达成）解决争议，但耗时长达8年。数据显示，涉及3个以上司法辖区的破产案件平均处置成本增加47%（WorldBank,2022）。

（三）债权人利益平衡的司法裁量

法院需权衡境内债权人优先权与外国程序整体效率。日本最高法院在2020年“Solar破产案”中，允许德国管理人在日申报债权，但要求其遵守日本法下的担保物权顺位；巴西法院则在2023年“OGX石油案”中，以“损害本地供应商权益”为由拒绝承认荷兰破产裁决。

三、主要司法辖区的实践模式比较

（一）英美法系的“合作型”模式

美国《破产法》第15章建立了快速承认机制，2022年数据显示，约83%的外国程序在60日内获承认。英国法院通过“共同救济令”（RecognitionandReliefOrders）赋予外国管理人广泛权力，如在2023年某中国新能源企业破产案中，允许英国资产直接纳入香港主程序管理。

（二）大陆法系的“审查型”模式

德国《破产法》第343条要求双重审查：既审查外国程序的合法性，也评估对本国债权人的影响。法国2015年引入《商业法典》第L.642-14条，规定外国管理人需通过法籍代理人行使权力，2021年欧莱雅集团子公司破产案即采用该模式。

（三）新兴经济体的“渐进式”实践

中国自2019年深圳法院首次承认香港破产程序以来，已形成“个案审查+互惠保留”的路径。印度尼西亚2022年通过第37号《破产法》修正案，将承认范围从东盟国家扩展至所有互惠国家，但尚未有公开执行案例。

四、典型案例的司法逻辑解析

（一）雷曼兄弟破产案的全球协作

美国纽约南区法院2008年启动的主程序，通过“全球协调协议”（Protocol）整合了19个司法辖区的资产分配，最终清偿率达45%。此案确立了跨境破产中“主程序优先”的实践标准。

（二）韩进海运破产案的地域冲突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016年启动重整程序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院相继扣押境内资产。最终通过跨国债权人委员会达成妥协：韩国程序主导船舶处置，但各国港口费用优先受偿。此案暴露了海运业破产的管辖权争夺难题。

（三）北电网络破产案的创新解决

加拿大安大略省法院主导的资产拍卖收益分配方案，创新性地采用“比例分配法”（ProRataAllocation），将全球45亿美元资产按各国债权比例分配。该方案被哈佛大学法学院评为“跨境破产合作的里程碑”。

五、完善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的路径

（一）国内法改革的重点方向

建议各国扩大自动承认范围，如借鉴加拿大《破产与重整法》第269条，将承认对象从“主程序”扩展至“非主程序但符合实质正义”的外国程序。同时需细化公共政策例外条款，防止滥用。

（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