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稻作农业.docxVIP

中国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然后传播到了北方、东南亚和南亚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非常适宜稻谷的栽培生产，古蜀时代的稻作农业已经比较发达了，《山海经》中就有都广之野产膏稻与农神后稷的记载。中国稻作农业形成的文化习俗，内涵极其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对龙和蛇的崇拜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上，就有龙的造型。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衣，大型青铜纵目人面像鼻梁上方镶有夔龙状的装饰物，还有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蛇与石盘蛇，都揭示了对龙、蛇的崇拜。古蜀的稻作农业，对秦汉统一中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代蜀人的龙、蛇崇拜观念，对后来的传统文化与民俗民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古蜀时代的稻作农业与神话传说

我国的农业起源甚早，在原始社会长江流域就出现了稻作农业，黄河流域已出现了旱作农业。原始农业不仅提供了粮食，也促使了人口繁衍，衍生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习俗。

根据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农、后稷，都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先驱。《周易·系辞下》中就有关于神农的记载，说“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古籍中又有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的记述。意思是说远古时代先民们渔猎为生，神农氏用木制作农具，才开创了人类进入原始农业社会的新纪元;原始的刀耕火种，只能是广种薄收，耜耕的发明，改进了耕播和种植方法，开始大面积耕播五谷，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以后黄帝和尧舜相继兴起，不断改良生产工具，使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得到了不断的改变和提高。在汉代人的著述中，如刘安《淮南子·修务训》、班固《白虎通德论》等，也都记述有关于神农教民播种五谷的传说。而传说中的后稷，也因播种百谷、教民农耕，而被视为农事之创制发明者。如《山海经·大荒西经》就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袁珂先生认为“后稷本西方民族所奉祀之农神，而又附会于东方民族神话中，故言‘帝俊生’也”;“谓稷自天降嘉谷之种以为农殖之需，稷之神性于此可见”。《尚书·周书·吕刑》也说“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孟子·滕文公上篇》也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在先民心目中，后稷因此而被奉祀为农神。这些记述虽然具有较浓的神话色彩，但也透露了中国农业肇始的久远。

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

(山东嘉祥武梁祠汉代画像临摹图)

根据考古资料揭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已经形成了原始农业，北方黄土地以种植黍、稷、粟、麦等旱作物为主，南方已开始较为普遍地栽种稻谷了，至少都有七八千年以上的历史。关于中国栽培种植水稻的起源，学术界曾有起源于云贵高原、起源于华南、起源于长江下游、起源于黄河下游等多种说法。有学者根据现代用酶谱类型来分析亚洲水稻的地理分布规律，认为“还是倾向于从西南的起源中心，分为西路沿金沙江进入四川长江上游，一直到陕西;中路从粤北桂北经湘赣至华中，然后至黄河中游;东路沿海则在太湖地区形成独特的内容丰富的中心”。据有的学者统计，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在我国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已有78处，其中63处属于长江流域，9处属于黄(河)淮(河)流域，还有广东、福建、台湾各两处。旱作农业与稻作农业的不同分布状况，显然与南北地域的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自上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有着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由于旱作农业与稻作农业的生产方式有所不同，从而也形成了中国南北文化系统的差别。黄河流域和中原北方地区是旱作农业为主，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是稻作农业为主，由此形成了不同族群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思想观念与崇尚习俗的差别，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的不同特点。应该说，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农业体系，从而促进和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的各自特色。对自然的认知，对祖先的传说，古蜀与中原都有各自的说法。譬如神话传说方面，中原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黄帝，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帝俊。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代表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些古籍如《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后来的《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等，都是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的。而代表南方文化传统的《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记载，则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的体系。《山海经》中记述说，帝俊有多位妻子，最著名的三位妻子分别是羲和、常羲、娥皇。帝俊与羲和生十日，与常羲生十二月，同娥皇生三身之国;此外，帝俊还有许多后裔，例如《大荒东经》中就记述有“帝俊生中容”、“帝俊生帝鸿”、“帝俊生黑齿”，《大荒南经》记述有“帝俊生季釐”，《大荒西经》记述有“帝俊生后稷”，《海内经》记述有“帝俊生禺号”、“帝俊生晏龙”、“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等等。由此可见帝俊的身份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一样，妻室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