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察权与司法权的协同共进：衔接机制的理论与实践.docxVIP

论监察权与司法权的协同共进：衔接机制的理论与实践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拉开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序幕。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同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监察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进一步固化为法律制度，新的监察体制正式确立。

此次改革将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解决了传统反腐力量分散、监察范围过窄的问题，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获得了原来由人民检察院行使的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这使得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程序衔接变得尤为重要。

监察权与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有效衔接对于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监察权与司法权的衔接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国家权力配置和运行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监察权与司法权的性质、职能和运行方式各有特点，如何在法治框架下实现二者的协同运作，需要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分析。通过研究，能够进一步明确监察权与司法权的边界和职责，为构建科学合理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提供理论支撑。

从实践角度而言，监察权与司法权的顺畅衔接是确保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监察机关负责调查，司法机关负责审查起诉和审判，二者的工作紧密相连。只有实现监察权与司法权的有效衔接，才能避免出现程序脱节、证据采信困难等问题，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及时的处理，提高反腐败工作的成效。此外，监察权与司法权的良好衔接也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法治的信任和尊重，增强国家治理的公信力。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监察权与司法权的衔接问题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监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定位方面，有学者认为监察权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与司法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服务于国家治理目标。如秦前红指出，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新的宪制架构下，应明确各自职责，形成高效权威的国家监察体系。在管辖衔接上，董坤研究员提出在监察检察互涉案件中以监察管辖为主、分类管辖与主罪管辖为辅的方案，为解决管辖争议提供了有益思路。在证据衔接方面，陈光中教授强调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犯罪案件同样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确保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为庭审质证提供坚实基础。对于留置与司法强制措施的衔接，学者们探讨了留置期限、折抵刑期等问题，力求在保障调查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充分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

在实践层面，各地积极探索监察权与司法权的衔接机制，通过出台规范性文件、建立协调工作机制等方式，不断优化职务犯罪案件办理流程。一些地方建立了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通案件办理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还有些地方制定了证据移送标准和程序规范，提高了证据的采信率和案件办理效率。

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部分研究侧重于理论分析，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关注不够，导致理论与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在证据衔接方面，虽然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但对于一些特殊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给实践操作带来困难。此外，在监察与司法的深度融合方面，如如何实现信息共享、协同办案等，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国际上看，不同国家的监察制度和司法体制各具特色，为我国监察权与司法权的衔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一些国家的监察机构与司法机关在反腐败工作中密切配合，形成了有效的协作机制。在新加坡，贪污调查局与检察机关紧密合作，共同打击腐败犯罪，其高效的办案模式和严格的证据标准，为我国提供了参考。在瑞典，监察专员公署独立行使监察权，与司法机关相互制约，保障了权力的规范运行。

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本国监察与司法制度的分析和比较研究上，针对我国监察权与司法权衔接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由于各国政治体制、法律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差异，国外的经验不能直接照搬，需要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创新。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监察权与司法权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但仍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