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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现状及改善措施

摘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的基本路径及重要依据。文章基于我国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过程中的现实状况，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对乡村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环境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并以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模式，针对乡村社会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的治理主体、治理客体、社会基础三个构成要素，提出了社会化的改善措施。

关键词：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乡村振兴；农村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2）10-0109-0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各类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矛盾纠纷逐渐加剧，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迫使乡村社会的治理工作必须运用法治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1]。法治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仅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和核心内容，而且是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换言之，推动乡村法治化建设，正是在为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目标而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因此，要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就要贯彻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并通过运用法治化的思维和方式，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全面有效治理[2]。

一、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现状

基于我国法治文化和法治环境尚未成熟的现状，想要构建乡村社会现代化治理体系，就一定要在社会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社会基础三个方面进行不断完善。但我国现阶段在推进、落实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工作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例如治理主体方面缺乏人才、能力不足，治理机制方面立法不完善、组织架构庞杂，治理环境方面缺少法律意识、司法成本较高等社会问题亟待解决。

（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缺乏人才，基层干部能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城镇化的迅速推进，我国乡村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社会关系愈发复杂，社会矛盾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部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加深，乡村社会中的精英人群不断流失，进而导致乡村社会中专业人才的缺乏和基层干部个人能力的不足，成为当下推进法治化建设的首要问题。

据相关调查研究发现，我国乡村大多以“代际分工為基础的半耕半工”作为主要家计模式，主要表现为，老年人留守务农、年轻人进城务工，使家庭收入由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组成[3]。在这种家计模式和家庭内部分工情况下，我国乡村人口逐渐大规模向城镇流动，使得“留守”“空巢”等社会现象进一步加剧。本应成为乡村治理中坚力量的年轻人却要进城务工，只能留下老人和儿童相互依靠。费孝通先生曾在研究乡村社会发展时指出，人才和教育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因素[3]。但现阶段乡村教育打破了传统的人才反哺机制，让本该有更多机会和发展潜力的乡村社会，成为向城镇输出人才和劳动力却难以回流之地。

基于上述背景，优质人力资源的流失和现代化思维的缺失，加之受到乡村社会长期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使得被选为乡村基层干部的部分群体文化水平和法律素养整体偏低。在处理乡间邻里的矛盾时，部分乡村基层干部仍以“人治”来代替“法治”，认为“理”等同于“法”，缺乏对社会矛盾本质的探究和了解，逐渐从群众中脱离。更有小部分乡村基层执法人员在未经系统化培训的情况下，就直接参与执法，使得以权压法、暴力执法等现象偶有发生。除此之外，受文化知识水平的影响，部分村民对法律条文的理解程度有限，当面对专业且抽象的法律规范以及庞杂且繁琐的法律程序时，更是难以对自身诉求和权益维护进行有效且充分的表达。以上治理主体方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对推动乡村社会治理与法治化建设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立法不完善，基层组织架构庞杂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除了国家所制定的宪法、民法典之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我国绝大多数地区也可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实施办法。但回归现实情况，乡村法治体系标准总体上仍低于社会整体法治化要求，且在某些领域不乏立法盲区，直接造成村民在遇到部分问题时面临“无法可依”的情况。

一方面，受限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乡村基层干部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其基层政府所制定的章程、规范等质量可谓良莠不齐，修订更新的速度也是极为滞缓，其中更有甚者，所制定的部分村规与现行法律法规背道而驰，造成立法、用法、执法过程中的冲突现象。除此之外，由于部分法律规定的内容缺乏详细的解读，加之乡村基层干部、村民等社会群体的理解能力有限，无法将法律法规真正落到实处，结果只是走走过场，做做表面文章。

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