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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战时期董必武对中国共产党外交事业的卓越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工作中，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工作是起步较晚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不久就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及决策上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又长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和负面宣传，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是微乎其微的，当然也就没有独立开展对外交往的可能性。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给予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更大的活动空间，为党提供了新的外交契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红色外交事业的新篇章，而如何同海外人士打好交道，开创外交新局面，也成为了党面临的全新课题。

在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董必武，自然就站在了党与广大海外人士交往的最前沿，挑起了党的外交工作的重担。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期间，他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贯彻执行党的新外交战略，帮助广大外国朋友了解中国共产党，而且代表党登上了联合国的舞台，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向都取得了显赫的战绩，为刚刚起步的党的红色外交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顺应世界局势的变化推动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日渐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法西斯力量之间的斗争也逐渐成为了国际政治中的核心问题。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敏锐地察觉到了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意识到当前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最大的敌人是日本法西斯，对于英国、美国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应改变过去一贯的敌对态度，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组成联合战线。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抗日的外交政策”部分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外交工作的重心。

董必武在深入观察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认识。1941年7月，他在《联合起来扑灭法西斯》一文中从理论高度揭示了法西斯罪恶的本质，并分析了苏、美、中、英等各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指出：“苏联为反法西斯德国的主力军，美国为反法西斯的军需部，英国为反法西斯的游动哨，我国为反日本法西斯的前卫。我们协同动作，一定要扑灭法西斯。这恶魔一定会被我们扑灭的！”正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深刻把握，董必武在后来全面主持南方局工作时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到了强有力的国际支持和援助，加快了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进程。

1943年6月，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由董必武全面主持南方局工作。此时，适逢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趁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攻势，董必武沉着应对，不仅争取了国内各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也在国际统战工作上打开了新的突破口。

董必武意识到，英国和美国作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支持者，对于制约其反共行径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力。而此时，英、美等西方国家与中国同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可以争取的力量。早在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关于建立与英美的统一战线问题给周恩来等的指示》中，就指出了“日、英、美战争后，我对于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一改中国共产党过去重苏联而轻西方的外交布局。遵照这一指示，董必武开启了对英、美两国的争取工作。他带领南方局的同志们与英美等国驻重庆的记者和外交人员广泛接触，向他们说明国民党发动这次反共高潮的真相，让国际舆论普遍倒向代表正义的中国共产党一方，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中彻底孤立了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许多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向国民党政府施压，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甚至明确表态，要求蒋介石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调走。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被迫放弃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未发展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被制止。

在应对这次危机的过程中，董必武跳出了国内视域，利用国际关系来处理国内矛盾，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和西方国家交往的新局面，彰显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

董必武深知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关键作用，他积极贯彻中共中央“放手同美军合作”的指示，先后向多位美国官员提出美国应当给予真正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军火援助、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当做到“国共平分”等建议，并代表中共中央欢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访问延安，与其进行了一系列的交往活动。在董必武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曾与美军方面达成“连云港计划”（空投援助中共山东部队）、“伯尔德计划”（装备和训练2.5万名中共游击队）、“麦克卢尔计划”（在中共山东部队支持下建立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