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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依赖、安全预期与非对称联盟中弱国自主的限制与实现

摘要主流观点认为，非对称联盟中弱国自主受到强国的较大约束。但现实中却出现安全依赖于美国的一些中小盟友自主性明显，不愿在美国干预下与其敌对国建立和平关系的困惑现象。理解这一现象需要厘清非对称联盟中弱国自主限制与实现的因果逻辑。在批判性回顾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非对称联盟中弱国自主的影响机制，认为安全依赖和安全预期是影响非对称联盟中弱国自主的两个重要因素：面对强国干预，对强国安全依赖低的弱国，倾向于在安全预期低的情况下实现自主，而在安全预期高的情况下限制自主；对强国安全依赖高的弱国，无论安全预期高低都倾向于限制自主。对美巴联盟、美韩联盟、美沙联盟和美以联盟四个案例进行检验发现，仅有巴基斯坦在美国干预下实现自主。基于分析框架，对美国安全依赖低且在美国遏华议题中安全预期低的中小盟友，是中国化解美国战略围堵的关键切入点。

关键词非对称联盟安全依赖安全预期美国干预自主性

美国联盟体系中有不少中小盟友深陷于与周边国家的长期性对抗，最坏的情况下，美国会被牵连进与自己利益相关度不高的安全竞争和冲突中。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努力推动这些中小盟友与其敌对国的和平进程。因安全依赖于美国，这些中小盟友理应在美国干预下与其敌对国建立和平关系。但在现实中，这些中小盟友与其敌对国建立和平关系的过程依然艰难，最终在美国干预下与其敌对国或爆发热战（印巴关系），或走向冷战（沙伊关系），或建立和平关系（埃以和日韩关系）。这些案例带来一个经验困惑：这些中小盟友都明显地在安全上依赖于美国，但为何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未作出与以色列和韩国一样的选择，不愿在美国干预下与其敌对国建立和平关系？

非对称联盟中弱国在强国干预下的政策选择，应归属于联盟政治主题下弱国自主的问题。按照经典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非对称性联盟中弱国的自主受到强国的较大约束。

这类弱国理应在包括与其敌对国建立和平关系等议题上对强国作出必要的政策让步。但现实中，弱国在与其敌对国建立和平关系的问题上未必会按照强国意愿行事，甚至可能会不惜以破坏与强国关系的极端方式回应强国干预。鉴于此，本文尝试对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进行合理剖析，并提出非对称联盟中弱国自主的影响机制，以此进一步完善安全依赖对非对称联盟中弱国自主影响的解释，深化对经典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的理解。

一、文献评述

非对称性联盟中弱国自主的问题是联盟政治研究的重点议题。既有研究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理解非对称联盟中弱国自主的限制与实现提供了丰富的见解。基于非对称联盟中弱国自主与安全之间的不同关系，现有文献可划分为“安全庇护”交换论、“安保怀疑”干扰论、“弱国利益”调节论、“弱国实力”主导论四种分析路径。

（一）“安全庇护”交换论

“安全庇护”交换论强调非对称联盟中弱国自主与安全的负相关性，属于悲观派。这一理论认为，非对称联盟中实力弱的盟友存在“用自主换安全”的现实困境，包括两个分支：一是外部威胁对弱国自主的影响；二是政权威胁对弱国自主的影响。关于第一类问题，经典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提供了具体的解释图景。该模型最早由迈克尔·艾德夫（MichaelF.Altfeld）在1984年引入，源自其发现军事联盟中盟友安全性增加的同时自主性减少的现象。

詹姆斯·莫罗（JamesD.Morrow）拓展了艾德夫的理论，并指出非对称联盟中实力强的盟友向实力弱的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作为回报，实力弱的盟友将自主权交给实力强的盟友，以此应对外部威胁。因此，实力弱的盟友必须在自主与安全这两个相矛盾的目标中作出艰难选择。

关于第二类问题，有学者对前述“自主—安全”交易模型进行了专门的拓展，将安全问题从外部安全延伸至政权稳定和生存，并给出针对性解释。例如，穆罕默德·卡比尔（MuhammadS.Kabir）指出，弱国的领导人为应对内部威胁，倾向于与强国结成非对称联盟，并用自主权交换必要的安全援助或额外回报（sidepayments），以此维持政权生存和安全。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过往研究都强调弱国自主最终会因对强国的安全依赖而弱化甚至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弱国不太可能进行违抗强国意志的政策行动，而是在强国干预下作出必要的政策让步。

（二）“安保怀疑”干扰论

“安保怀疑”干扰论打开了经典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的黑匣子，强调自主与安全是中介相关关系，属于乐观派。这一理论模型认为，非对称联盟中的弱国即使安全依赖于强国，也能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其中的干预因素是弱国对强国安全保障的主观判断，即弱国评估强国能否给予可靠的安全保障。但在这一干预因素的影响下，弱国所能获得的自主始终是有限的，其不太可能作出挑战强国的政策行为。例如，吴怀中认为因恐惧美国无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日本近些年显著提高其战略自主性，并寻求在美日同盟之外进行政策经略；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