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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摘要】文章采用多期DID的方法,以2014—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重点分析了高管风险偏好在董责险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财务柔性在董责险和高管风险偏好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投保董责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高管风险偏好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财务柔性能够通过高管风险偏正向调节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通过产权性质和创新绩效类型的差异性分析发现,非国企和开展突破性创新的企业投保董责险能更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国企和开展渐进性创新的企业高管风险偏好的中介作用更强;国企和开展突破性创新的企业财务柔性的间接调节作用更强。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投保董责险提供经验证据,为投保公司创新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董责险;创新绩效;高管风险偏好;财务柔性;有中介的调节
【中图分类号】F273.1;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25)09-0048-10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列为2035年我国发展总体目标的重要内容①,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把创新摆在关键核心位置。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依据当前国情与国际形势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创新则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构建的主力军,如何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是实现自主创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020年瑞幸因财务造假事件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直至2024年,其上市前购买的巨额董责险裁决结果出炉,共保体赔付700万美元,免赔300万美元,董责险理赔引发广泛关注③。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董事责任保险制度,鼓励公司投保董责险,再次将董责险推入大众视野。董责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未来将在我国资本市场发挥重要作用。为分散董监高的执业风险,未来还会有更多公司将董责险纳入“购物车”。然而,当前研究表明,董责险可能发挥积极的公司治理效应[1],但也有可能加大企业代理成本[2]。那么,在上市公司中普及董责险究竟能否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这种影响可以通过何种渠道产生?解决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高管作为企业的核心决策层,其风险偏好会深刻影响其行为动机和企业战略决策[3]。与风险规避型高管有所不同,风险偏好型高管通常将风险和不确定性视为机遇,并制定相对激进的经营策略。而财务柔性作为企业的重要财务资源,既能为风险偏好型高管的高风险决策提供充足稳定的资源支持,又能在风险来临时帮助企业稳定经营、化解危机。那么,董责险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风险管理工具是否可以影响高管风险偏好,进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财务柔性在其中又会发挥什么作用?尽管已有部分学者研究了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但现有文献尚未从财务柔性和高管风险偏好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因此,董责险在财务柔性和高管风险偏好视角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尚待进一步检验。
综上,本文将上市公司投保董责险这一事件视为准自然实验,从高管风险偏好和财务柔性两个角度探讨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产权性质和创新绩效分类的维度探讨董责险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差异。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拓展了董责险对创新绩效影响的路径研究。当前探究董责险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风险承担[4]、融资约束[5]等领域,而从高管风险偏好的角度研究两者关系的文献鲜见。本文从高管风险偏好入手展开研究,深化了对董责险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认识,可以为投保企业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优化创新激励机制,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市场表现提供经验证据。第二,丰富了董责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系统化研究。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单一的中介或调节模型探究董责险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本文采用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将财务柔性引入研究框架,深入探讨财务柔性在董责险与高管风险偏好之间的调节作用,丰富了相关文献,为投保企业利用财务柔性更好地发挥董责险对创新绩效的积极治理效应提供启示。第三,讨论了不同产权性质和创新绩效情境下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差异,旨在为企业结合自身情况评估董责险对其创新绩效影响的适用性提供实证参考,对投保企业有针对性地完善高管团队建设,优化财务资源结构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董责险与企业创新绩效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董责险和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道德风险假说、激励假说和监督假说展开。
道德风险假说认为,董责险能够为管理者的风险行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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