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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学视域下《华夏集》译者主体性的多维审视与解析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缘起

在翻译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传统翻译理论以原文和语言转换为核心，将译者视为原文的被动传递者，侧重于对译者个人语言能力、翻译技巧等因素对翻译效果影响的关注，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一直被忽视。然而，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学和翻译学思潮兴起与繁荣，翻译研究发生了“文化转向”，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也将翻译主体的研究提上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在意义多元化的语境中，译者的主体性逐渐凸显，译者主体性研究成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众多学者指出，译者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关键的纽带作用，与原作者一样，都是在各自的语境下建构不同的文化。

《华夏集》（Cathay）是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EzraPound）根据东方学者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Fenollosa）的一批关于中国古诗的解释性笔记，结合Mori和Ariga教授对有关诗歌的译解翻译并出版的中国古诗英译本，其中收录了18首中国古诗，大部分为李白的作品，还有王维等诗人的古诗。在翻译过程中，庞德大量运用创造性的翻译方法，其创造性翻译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从阐释学角度对《华夏集》中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阐释学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等概念，为深入剖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通过这一视角，可以探究庞德在翻译《华夏集》时，如何受自身历史文化背景、个人经历等因素影响，在理解原文和翻译表达过程中展现出主体性，以及这种主体性如何影响翻译结果和文化传播。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华夏集》中译者的主体性，从阐释学角度出发，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和策略，分析这些方法和策略对翻译结果产生的影响，进而揭示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华夏集》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探究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明确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具体影响，为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案例和思路。同时，本研究的成果也可为今后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有助于推动翻译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从理论意义来看，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拓展翻译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性理论。通过将阐释学理论应用于《华夏集》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能够从新的视角深入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内涵、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更多元化的理论支撑，推动翻译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在实践意义方面，对《华夏集》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能够为文学翻译实践提供指导。译者可以从中了解到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合理发挥主体性，更好地处理文化差异、语言转换等问题，提高翻译质量，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同时，也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翻译作品，认识到翻译作品背后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和文化传播意义。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法，对《华夏集》中的翻译文本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从字词选择、句式结构、意象传达等方面，挖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主体性的具体表现，探究其翻译方法和策略。运用对比分析法，将《华夏集》中的译文与原文进行对比，分析两者在语言、文化、意象等方面的差异，明确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结果的影响。同时，对比其他译者对相同或相似文本的翻译，进一步突出庞德在《华夏集》翻译中所展现的独特主体性。采用跨学科研究法，结合阐释学理论，从阐释学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翻译过程四步模式等角度，分析译者主体性在《华夏集》翻译中的体现，打破学科界限，为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分析。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综合运用多理论视角分析《华夏集》中译者的主体性。以往对《华夏集》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技巧、文化传播等单一角度，本研究从阐释学这一哲学理论出发，结合翻译过程四步模式等具体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译者主体性，为《华夏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此外，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将理论与具体文本分析紧密结合，通过大量的实例论证，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阐释学与译者主体性相关理论概述

2.1阐释学理论的发展脉络

阐释学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从早期的萌芽状态逐渐演变为一门具有深远影响的哲学理论，其发展脉络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变革。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r）被尊称为“现代解释学之父”，他将阐释学从单纯的文本解读方法提升为一种独立的哲学理论。施莱尔马赫认为，阐释学的核心目的是避免误解，由于译者在阐释文本时，会受到时间空间、历史条件以及个人知识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误解的产生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自动性。在翻译方面，他提出了两种重要的翻译途径：一是“不打扰原作者而将读者移近作者”，这种方式以作者为中心，更偏向源语，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