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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虚拟主播：拟社会互动的“显现机制”

网络虚拟主播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AR、VR等信息技术创造的，并在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等平台，面向多元化受众群体进行个性化、平等化社交互动的虚拟形象。2020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虚拟主播凭借深度陪伴的强关系优势，广泛进入受众日常生活。本质上来讲，网络虚拟主播的崛起，主要取决于其独特的拟社交互动机制，使得富有想象力的受众与肉身虚拟化的“他者”主播形成深层次、多维度交互，在虚拟与真实的强关系联结中全面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艾瑞咨询《2022年中国虚拟偶像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虚拟人带动产业市场规模和核心市场规模分别为1866.1亿元和120.8亿元，预计2025年将分别达到6402.7亿元和480.6亿元，其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充分彰显了虚拟偶像拟社会互动的价值地位。

所谓的拟社会互动（Para-socialinteraction），又称为“类社会交往”“拟社会交往”，最早是1956年由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霍尔顿·唐纳德和理查德·沃尔在《精神病学：人际关系与治疗》中提出的，是指现实情感在网络世界的虚拟转化，而这种转化后的情感会让个体产生单向依恋的心理感受。某种程度上讲，网络虚拟主播颠覆了社会互动中真实的概念，底层逻辑被改写，主播生产趋向虚拟化。在网络虚拟主播拟社会互动机制作用下，虚拟主播与受众之间形成了双向互惠的关系，在身体虚拟化背后的情感回归、符号消费下的双向创造、场景规则参与中的精神意义强化下，逐步由依附关系转向共生关系，借此促进虚拟主播的圈层扩展，充分体现了拟社会互动吸引、联结、同在的“显现机制”，对现实人际传播的范式流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吸引：身体虚拟化背后的情感回归

虚拟主播不同于现实中的人际交往主体，属于人际欲望虚拟化的载体存在，扮演着与受众人际交互理想化的符号角色。全媒体时代，个体焦虑、情感缺失问题愈加突出，人们的精神追求日益多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受众开始在虚拟世界寻求安慰，而虚拟主播就成为重要选择。虚拟主播通过身体虚拟化背后的情感回归，可以为受众提供超脱性消费体验，满足脱离生活的精神互动需求，借此实现对受众的有效吸引，由此夯实拟社会互动的基础，成为拟社会互动显现机制的起点。

1.身体虚拟化拓宽时空范围。不同于传统主播的真实在场，网络虚拟主播通过虚拟符号完成身体表达，打破了传统人类的生理局限，能够长期保持受众喜爱的特定形象。同时，网络虚拟主播能够在虚拟空间、现实空间自由转换，是个体身体高度虚拟化、媒介化的存在。拟社会互动理论认为，受众借由拟社会互动与媒介角色建立一种“幻觉式亲密关系”，然后满足其相关的目的性需求。对于虚拟主播来讲，身体虚拟化带来主播形象人格化，并为受众创造了具有较强开放性的想象空间，并围绕虚拟主播进行文化创造和深层交流，借此获取更多的情感满足。以虚拟主播柳叶熙为例，为了使柳夜熙的IP故事更能吸引受众，作者通过IP故事及其社会角色线索，并在技术赋能和文化加持下，形成具有较强张力的角色特质，借此打破时空的限制，有效拓宽了其拟社会互动的时空范围。

2.虚幻式亲密关系增强情感张力。本质上来讲，虚拟主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始终控制在既定情感范围内运作，以劳伦斯·克罗斯伯格“感受力”的界定来讲，就是“可将任何语动理论来讲，个人动机的使用和满足是影响双方关系的核心因素，也就是说，在两者关系达成的初始阶段，受众具有更多的主动权，而在关系稳定阶段，则会出于目的性需求进行多向度的符号消费，进而激活彼此双向创造的驱动力。网络虚拟直播间整合了人际交往和游戏娱乐两种活动，通过受众虚拟ID消解个体身份的虚实边界和时空局限，进而开展新场景下的拟真消费，互动双方借此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价值。在虚拟直播间所构筑的虚拟场景中，具备相同审美诉求受众之间的私人化打赏、应援行为存在明显的社群化扩张倾向，并在系统引流、主播联动等可塑化机制作用境整合起来、把文化形式与受众联系起来的特定关系，不同机制产生并突出不同的感受力”。以此来讲，受众在与虚拟主播的互动中会产生以情感为核心的感受力，并在感受力差异中生成情感“要义地图”，不同对象会形成不同的情感强度，并在情感动机、形象魅力、互动时长等的综合作用下，虚拟主播逐步演化为受众心中的特殊存在，最终在情绪、行为上产生“过度”效应，继而完成虚拟主播在受众日常生活中的深层渗透。随后，在稳定的拟社会互动关系中，受众通过拉长接触时间强化自然情感体验，并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寻求来自主播或其他受众的他者认同，借此达成虚幻式的亲密关系，构成了拟社会互动的底层情感逻辑。

二、联结：符号消费下的双向创造

在虚拟主播与受众的情感互动中，受众会从自我角度出发带入个人情绪，在满足自我情感需求的基础上，会逐步转向对虚拟主播形象的意义建构和符号消费。目前，虚拟主播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