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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风险偏好与信贷投放研究

引言

在银行的日常经营中，信贷业务始终是核心中的核心——它既是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抓手，也是银行资产端最关键的收益来源。但信贷业务天生与风险相伴相生：放出去的每一笔贷款，都可能因企业经营不善、市场环境变化或突发风险事件变成不良。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命题：银行究竟该以怎样的“风险胃口”去做信贷？这种“胃口”（即风险偏好）又如何具体影响贷款投放的方向、节奏和结构？

过去几年，我曾在基层银行参与过信贷审批，也在总行风控部门研究过风险政策。见过某城商行因过度追求规模扩张，放松中小企业准入标准，最终不良率飙升的阵痛；也见证过大行在政策引导下，通过调整风险偏好，将更多资源倾斜到绿色产业的转型。这些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风险偏好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漂亮话”，而是渗透在每一笔贷款决策中的“隐形指挥棒”。本文将从理论到实践，层层拆解风险偏好与信贷投放的内在关联，试图回答“银行如何在风险防控与服务实体之间找到最优解”这一现实问题。

一、风险偏好与信贷投放的理论基础：从概念到内在逻辑

1.1风险偏好：银行的“风险基因”

风险偏好是银行在实现经营目标过程中，愿意承担的风险类型及最大风险敞口的概括性描述。它不是单一指标，而是一套包含“风险容忍度”“风险偏好陈述”“风险限额”等要素的体系。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点菜时会说“不爱吃辣，但能接受微辣，每道菜预算不超过50元”——风险偏好就是银行给自身设定的“风险菜单”。

具体来看，风险容忍度是“底线”，比如某银行规定“对公贷款不良率不超过1.5%”；风险偏好陈述是“方向标”，明确“优先支持绿色制造、限制‘两高一剩’行业”；风险限额则是“量化约束”，如“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不低于30%”“房地产贷款集中度不超过25%”。这些要素共同构成银行的“风险画像”：有的银行像“稳健的老教授”，偏好低风险的国企和基建项目；有的像“敢闯的创业者”，愿意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中“掘金”。

1.2信贷投放：银行的“资产配置艺术”

信贷投放是银行将资金以贷款形式投放至经济领域的行为，核心指标包括投放规模（年度贷款增量）、结构（行业/客户类型分布）、定价（贷款利率）和质量（不良率）。它既是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输出端”，也是风险暴露的“输入端”——放对了能赚得盆满钵满，放错了可能血本无归。

举个简单例子：某制造企业申请1000万贷款扩产，银行需要评估：行业前景如何？企业利润能否覆盖利息？抵押物是否足值？如果评估后认为风险可控，就会放款；如果觉得风险超过自身承受能力，就会拒绝。这个决策过程，本质上就是风险偏好与信贷投放的“碰撞”。

1.3两者的内在联系：风险偏好是信贷投放的“导航仪”

风险偏好与信贷投放的关系，就像司机开车时的“导航设定”——司机（银行）根据目的地（经营目标）和驾驶习惯（风险承受能力），在导航（风险偏好）里设置“避开拥堵”（低风险策略）或“高速优先”（高收益策略），最终决定行驶路线（信贷投放方案）。

具体来说，风险偏好决定了信贷投放的“三大边界”：一是行业边界，明确“进”与“退”的领域（比如支持新能源，退出落后产能）；二是客户边界，设定准入门槛（比如要求企业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三是规模边界，控制单户贷款额度（比如对小微企业单户授信不超过1000万）。没有风险偏好的约束，信贷投放可能变成“无头苍蝇”；没有信贷投放的落地，风险偏好就成了“空中楼阁”。

二、风险偏好对信贷投放的具体影响：从策略到执行的全链条渗透

2.1风险容忍度：决定信贷准入的“松紧度”

风险容忍度是风险偏好最核心的量化指标，直接影响银行对客户的筛选标准。比如，某银行将不良贷款率容忍度从1%提高至1.5%，意味着它愿意接受更多“高风险但高潜力”的客户。我曾参与过某城商行的信贷政策调整：该行过去因过度保守，只做AAA级国企，导致贷款规模增长缓慢；后来将不良容忍度从0.8%放宽至1.2%，准入标准中“企业成立年限”从5年缩短至3年，“年营收门槛”从1亿降至5000万，当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量就翻了一番。

但容忍度放宽不是“无底线”。2018年某农商行曾为冲规模，将不良容忍度从2%提高至3%，同时取消了“抵押物必须为住宅”的要求，允许工业厂房抵押。结果3年后，因工业厂房贬值快、处置难，不良率飙升至4.5%，被迫计提巨额拨备，当年利润直接腰斩。这说明：风险容忍度的调整必须与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匹配——就像开车时提速，得先检查刹车灵不灵。

2.2行业偏好：塑造信贷结构的“分布图”

银行的行业风险偏好，本质上是对不同行业风险-收益的判断。比如，在“双碳”目标下，多数银行将绿色能源、节能环保列为“优先支持类”，给予更低利率、更高额度；而对钢铁、煤炭等传统高耗能行业，列为“限制类”，逐步压缩存量、严控增量。这种行业偏好的差异，直接反映在信贷结构上：某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