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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乐府制度研究

引言

当我们翻开《汉书·艺文志》，看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记载时，很难不被两千年前那个将民间歌声与宫廷雅乐编织成网的制度所震撼。汉代乐府制度不仅是中国古代音乐管理的里程碑，更是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的缩影——它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西汉从“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的社会变迁，也记录着雅乐与俗乐、中原与边地、官方与民间的文化碰撞。本文将沿着历史的脉络，从乐府的起源沿革、职能运作、文化影响等维度展开，试图还原这一制度的真实面貌，感受它在汉代社会中跳动的文化脉搏。

一、乐府制度的起源与沿革：从秦代遗响到汉武新章

1.1秦代乐府的考古印证

要探究汉代乐府制度，首先需追溯其源头。长期以来，学界对“乐府”的起源存在争议，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乐府丞印”“左乐丞印”等文物，才以实物证据证实：早在秦代，中央已设立“乐府”这一音乐管理机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的记载，更说明秦乐府承担着收纳六国乐舞、整理宫廷雅乐的职能。不过此时的乐府规模较小，职能相对单一，主要服务于皇家祭祀与宴饮，尚未形成系统的民间采风制度。

1.2汉初的继承与蛰伏

西汉初年，百废待兴，音乐制度基本承袭秦制。《汉书·礼乐志》载：“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这里的“大乐官”即汉初的“太乐”，与“乐府”并存，形成“太乐掌雅乐，乐府掌俗乐”的初步分工。但由于经济凋敝与“黄老无为”思想的影响，高祖至文景时期的乐府并未展现出活跃状态，《史记·乐书》甚至批评“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可见此时乐府的祭祀乐舞尚显粗疏，民间音乐的采集更是几近停滞。

1.3汉武帝时期的制度革新

真正让乐府制度大放异彩的，是汉武帝时期的全面改革。《汉书·礼乐志》明确记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这段记载至少传递出三个关键信息：其一，汉武帝将乐府的职能从单纯的“音乐演奏”扩展为“采集—整理—创作—演奏”的完整链条；其二，“采诗夜诵”说明乐府开始系统收集民间歌谣（地域涵盖赵、代、秦、楚等），并在夜间整理、校订；其三，设立“协律都尉”这一高级官职（李延年担任），并吸纳文人（如司马相如）参与创作，推动雅俗音乐的融合。

这一变革背后，是汉武帝“大一统”政策的文化需求：通过采集各地民歌“观风俗，知薄厚”（《汉书·艺文志》），巩固中央对地方的文化控制；同时以新制雅乐替代汉初粗疏的祭祀乐舞，强化皇权的神圣性。至此，乐府从一个边缘的音乐机构，跃升为汉代文化体系的核心枢纽。

二、乐府制度的职能与运作：从采诗到演乐的全链条管理

2.1核心职能之一：采诗与民歌整理

“采诗”是乐府最具特色的职能，也是其连接民间与宫廷的关键环节。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里的“行人”即乐府派遣的采诗官，他们在春耕前（孟春）走乡串户，摇着木铎（类似铃铛的木舌铜铃）收集民歌。这些民歌的内容极为丰富——有《东门行》中“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的贫民哀歌，有《陌上桑》中“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的劳动欢歌，也有《有所思》中“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的爱情怨歌。

采诗官将收集的民歌“献之大师”（即乐府中的乐官），进行“夜诵”——夜间整理、校订歌词，调整音律。这一过程不仅是简单的记录，更是艺术加工：比如将方言转化为通语，将零散的口头创作整理为结构完整的诗歌，再根据音乐需要调整句式（如四言向杂言的演变）。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天下至道谈》简牍中，有部分内容与乐府民歌句式相似，推测可能是乐官整理民歌时的草稿，这为我们还原“采诗—整理”的细节提供了实物线索。

2.2核心职能之二：雅乐创作与祭祀用乐

除了民间音乐，乐府的另一大任务是为宫廷祭祀、朝会创作雅乐。汉代雅乐分为两类：一是“郊庙乐”，用于祭祀天地、祖宗；二是“朝会乐”，用于朝贺、宴饮。以“郊庙乐”为例，汉武帝时期由司马相如等文人创作的《郊祀歌十九章》，既是文学名篇，也是雅乐典范。其中《练时日》“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描绘神灵降临的场景，需配合编钟、建鼓、琴瑟等乐器演奏，节奏庄重舒缓；《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则以高昂的旋律烘托帝国的强盛，演奏时会加入来自西域的箜篌（汉武帝通西域后传入），体现文化交融。

为保证雅乐的规范性，乐府设有“音监”“调钟工”等专职人员，负责乐器校准与音律调试。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