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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因老师违规补课连带责任检讨书

作为XX中学校长XXX，我怀着极其愧疚和懊悔的心情，就我校部分教师违规补课问题向教育主管部门、全体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作出深刻检讨。经上级调查组核查确认，本学期开学以来，我校高二年级3名教师（语文组王XX、数学组李XX、英语组张XX）以“课后学习辅导”名义，在学校周边居民楼租用场所组织126名学生进行集中补课，每生收取补课费1200元/月，累计违规收费达15.12万元。这一事件严重违反了《教育部关于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通知》《XX省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2023年修订）》等文件要求，触碰了师德红线，损害了教育公平，更辜负了家长信任与社会期待。作为学校第一责任人，我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现从问题认识、责任剖析、原因反思及整改措施四个方面作深刻检讨。

一、对违规补课问题的深刻认识

此次教师违规补课事件绝非偶然，暴露出我校在师德师风建设、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执行落实等方面存在严重短板。首先，从性质上看，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是教育系统明令禁止的“红线”行为，不仅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更破坏了教育生态的公平性——参与补课的学生可能获得额外教学资源，未参与的学生则产生“被落下”的焦虑，这种人为制造的教育差异与“双减”政策核心相悖。其次，从影响上看，事件经家长匿名举报后，引发本地网络平台热议，部分自媒体以“重点中学教师顶风敛财”为题渲染，导致学校社会声誉严重受损，家长对教师群体的信任度下降，甚至有家长质疑“课堂教学是否留一手”，这种信任危机对教育事业的伤害远比经济损失更深远。最后，从责任上看，我作为校长，未能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贯穿到学校管理全过程，对教师职业行为的监管存在“宽松软”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杜绝“重成绩轻师德”的错误导向，这是对教育规律的背离，更是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失职。

二、领导责任的具体表现

经自我剖析，我的失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站位不高，政策落实流于形式。近年来，教育部、省教育厅多次印发关于禁止有偿补课的文件，我虽在教师大会上原文传达，但仅满足于“会上讲过、文件发过”，未结合学校实际制定针对性的落实方案。例如，2023年9月省教育厅开展“师德师风强化月”活动时，我要求各教研组自行组织学习，但未跟踪检查学习效果；2024年3月市教育局通报某兄弟学校教师补课案例后，我仅在行政会上提醒“引以为戒”，未组织全校范围的警示教育。这种“传达即落实”的敷衍态度，导致部分教师对政策要求一知半解，甚至存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二是管理机制缺失，日常监督形同虚设。学校虽制定了《教师职业行为规范》，但其中关于有偿补课的条款仅笼统表述为“严禁违规补课”，缺乏具体的认定标准、举报渠道和处罚措施。例如，教师“在校外辅导机构兼课”“在家中一对一补课”“以家长委员会名义组织补课”等行为是否属于违规，制度中未明确界定；学校虽公布了校长信箱作为举报渠道，但从未对信箱内容进行专项梳理，今年4月有家长匿名反映“高二某教师周末在XX小区补课”，我仅要求年级组长“侧面了解”，未深入核查，最终因处理不力导致问题恶化。此外，学校绩效考核中师德占比仅5%，且主要依据“有无投诉”来判定，这种“重结果轻过程”的考核导向，客观上纵容了部分教师“只要不被举报就没问题”的错误观念。

三是师德教育缺位，价值引领严重不足。我片面认为“教学成绩是学校的生命线”，将主要精力放在高考备考、竞赛获奖等显性指标上，对师德师风建设重视不够。近三年来，学校组织的师德专题培训仅4次（年均1.3次），且内容多为政策宣读，缺乏鲜活案例警示和教师共情讨论。例如，2023年11月邀请市师德标兵做报告时，我因协调高考备考会议缺席，导致活动效果打折扣；部分老教师反映“现在开会只讲成绩指标，很少谈教育初心”，青年教师则表示“看到老教师补课赚钱，心理不平衡”。这种“重业务轻师德”的氛围，使得“潜心育人”的价值导向被弱化，个别教师逐渐将职业变成“谋生工具”，甚至滋生“补课是‘合理劳动报酬’”的错误认知。

四是教师诉求关注不够，矛盾疏导不及时。事件涉及的3名教师中，王XX是高三年级转岗教师，因教学压力大、评优落选产生消极情绪；李XX家庭负担重（妻子无业，父亲患慢性病），存在经济压力；张XX是青年教师，希望通过补课“快速积累教学经验”。这些情况本应通过日常谈心谈话、困难教师帮扶等机制及时发现并疏导，但我作为校长，平时更多关注“教学骨干”的成绩，对普通教师的心理状态、生活困难了解不足。学校虽设有“教师之家”，但利用率低，近半年仅组织2次教师团建活动；教职工帮扶基金每年仅发放2万元，对重病、突发困难教师的帮助十分有限。这种“重使用轻关怀”的管理方式，导致部分教师在压力和诱惑面前失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