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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制”到“善治”：舟山渔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发展研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社会治理领域，从“管制”到“善治”的转变是全球范围内的重要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管制模式，即主要依靠政府权威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如缺乏灵活性、忽视多元主体的参与等。善治强调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的合作，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舟山渔农村作为具有独特地域和产业特色的区域，在社会治理方面经历了从管制到善治的转型探索。舟山是中国最大的海洋渔业基地之一，渔农村人口众多，渔业是当地的重要产业。然而，随着海洋资源的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环境的变迁，传统的管制模式难以满足渔农村发展的需求。例如，在渔业资源保护方面，单纯依靠政府的强制监管难以有效遏制过度捕捞等行为，需要渔民、渔业协会等主体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也需要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协同治理的格局。

这一转型对于舟山渔农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创新层面，舟山渔农村从管制到善治的实践，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善治模式能够更好地激发渔农村的内生动力，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目标的实现。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能够更合理地配置资源，推动渔业转型升级，发展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增加渔民收入，改善渔农村生活环境，提升渔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渔农村治理的研究起步较早，在治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理论研究上，西方学者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合作与互动。例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出，在公共资源治理中，多个治理主体可以通过自主组织和协作，实现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可持续利用，这为渔农村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实践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的渔农村治理注重社区自治和公民参与，通过建立完善的社区组织和参与机制，让居民在社区事务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日本的町村制，通过町村议会等机构，保障居民对地方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发展。

国内对于渔农村治理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渔农村治理进行了探讨，包括治理模式、治理机制、治理主体等方面。在从管制到善治转变的研究上，国内学者分析了传统管制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向善治转变的必要性和路径。有研究指出，传统管制模式下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导致治理效率低下、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而善治模式能够通过引入多元主体，实现治理权力的分散和协同，提高治理效能。同时，国内学者也关注到不同地区渔农村治理的特色和差异，如对沿海渔农村、内陆农村等不同类型区域的治理研究，为因地制宜地推进渔农村治理提供了参考。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空白。对于舟山渔农村这一具有独特海洋渔业特色的区域，从管制到善治的转型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在治理实践中，如何结合舟山渔农村的实际情况，如渔业产业特点、海岛地理环境、渔民文化传统等，构建适合的善治模式，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朝着深入挖掘舟山渔农村治理的本土经验，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探索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治理机制等方向发展。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以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入性。案例分析法是重要方法之一，通过深入研究舟山渔农村的具体治理案例，如某渔村在渔业资源保护中的多元主体合作案例、某渔农村社区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创新实践等，分析从管制到善治转变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文献研究法也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渔农村治理、从管制到善治转变的相关文献，梳理已有研究成果，明确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脉络，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

在研究过程中，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在案例挖掘方面，深入舟山渔农村基层，获取一手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这些案例能够真实反映舟山渔农村治理的实际情况，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在理论结合实践方面，将多中心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与舟山渔农村的治理实践紧密结合，分析这些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探索适合舟山渔农村的善治模式，为理论的本土化应用和发展做出贡献。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相关概念界定

渔农村，从字面理解，是渔业和农业兼具或侧重渔业的农村地区。在舟山，渔农村具有独特的地理和产业特征。舟山是群岛城市，众多岛屿上分布着大量以渔业生产为主的村落，这些渔农村的居民主要从事海洋捕捞、海水养殖等渔业活动，渔业经济在当地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与传统内陆农村相比，舟山渔农村的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多依海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