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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在中国的适用

引言

走在城市的写字楼里，或是站在工厂的流水线旁，我们常能感受到劳动关系中的温度与边界——这背后，既有一国法律体系的托底，也有全球劳工治理共识的影响。国际劳工组织（ILO）作为联合国系统中唯一由政府、雇主、工人三方代表组成的机构，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制定和推广全球劳工标准，其核心公约与建议书被称为“全球劳动权宪章”。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ILO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如何将这些国际标准与本土实际结合，既关乎亿万劳动者的福祉，也影响着全球劳工治理的进程。本文将从ILO标准的内涵出发，结合中国的实践探索，深入分析其适用现状、挑战与优化路径。

一、国际劳工组织标准的核心内涵与全球价值

要理解ILO标准在中国的适用，首先需要明确其“是什么”与“为什么重要”。ILO成立于1919年，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社会正义”的共同追求，其宗旨在《费城宣言》中被凝练为：“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这种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构成了ILO标准的底层逻辑。

1.1ILO标准的分类与核心内容

ILO标准主要通过公约（Conventions）和建议书（Recommendations）两种形式呈现。公约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批准国需将其转化为国内法并定期接受监督；建议书则是指导性文件，为成员国提供政策参考。截至目前，ILO共制定了190余个公约和200余个建议书，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998年通过的《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所明确的“核心劳工标准”（CoreLabourStandards），包括四大类：

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劳动者有权自由组建或加入工会，通过集体协商表达诉求；

消除强迫劳动：禁止一切形式的强制或义务劳动；

禁止童工劳动：消除所有最恶劣形式的童工，逐步消除童工现象；

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确保劳动者在招聘、晋升、薪酬等环节享有平等权利。

此外，ILO还围绕工时、工资、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卫生等具体领域制定了专项标准，如《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1970年海员协议条款公约》《1981年职业安全和卫生公约》等，形成了覆盖劳动关系全链条的“保护网”。

1.2ILO标准的全球治理意义

ILO标准的特殊性在于其“三方性”原则——政府、雇主、工人代表共同参与标准制定与监督，这种“社会对话”模式避免了单一主体主导的片面性。从全球层面看，这些标准为各国提供了劳工权益保护的“最低共识”，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能有效防止“逐底竞争”（即国家为吸引投资而降低劳工保护水平），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从个体层面看，它们将抽象的“劳动权”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规则，让劳动者在面对资方时拥有更明确的“权利清单”。

以“禁止童工”为例，ILO第138号公约（最低年龄公约）和第182号公约（最恶劣形式童工公约）推动全球5-17岁童工数量从2000年的2.46亿降至近年的1.2亿，这背后是170多个国家的共同努力。这种跨国界的规则协同，印证了ILO标准的实践价值。

二、中国与ILO的互动历程：从参与到融合

中国与ILO的关系可追溯至1919年，当时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派代表参加了ILO第一次大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于1983年恢复在ILO的合法席位，此后双方合作逐步深化。这一过程既是中国融入全球劳工治理的过程，也是将ILO标准本土化的过程。

2.1从“观察者”到“建设者”：中国参与ILO的三个阶段

恢复席位初期（1983-2001年）：这一时期中国主要以“学习者”身份参与，重点了解ILO标准体系，逐步批准部分公约。例如1984年承认旧中国政府批准的14个ILO公约，1990年批准《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111号公约），1994年批准《1973年最低年龄公约》（第138号公约）等。

入世后的深化期（2001-201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面临更严格的国际规则约束，与ILO的合作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对接”。2006年批准《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公约），2007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其中集体协商、无固定期限合同等条款明显借鉴了ILO关于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建议。

新时代的协同期（2012年至今）：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中国在ILO中的角色从“规则接受者”升级为“规则制定者”。例如参与制定《全球就业契约》《体面劳动国别计划》，推动将“共享发展”“精准扶贫”等中国经验融入全球劳工治理话语体系。

2.2中国批准ILO公约的现状与逻辑

截至目前，中国共批准了28个ILO公约，其中包括全部4个核心劳工标准中的2个（第111号公约、第138号公约），以及10余个专项公约（如第155号《职业安全和卫生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