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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屯垦政策与国土拓展机制

引言

翻开中国历史的长卷，唐宋两朝如同两颗交相辉映的星辰，前者以开放包容的盛唐气象勾勒出恢弘的疆域轮廓，后者则以精致内敛的文明高度重塑着国土的经济格局。在这两个王朝的治理智慧中，屯垦政策始终是一根贯穿边疆与内地、军事与民生的重要纽带。所谓”屯垦”，简言之就是政府组织军队或民众在特定区域开垦荒地、种植粮食，既解决驻军粮饷之困，又通过人口迁移与农业开发实现国土的实质拓展。从河西走廊的军屯戍堡到江南水乡的圩田纵横，从西北边疆的胡汉交融到东南丘陵的稻浪翻涌，唐宋屯垦政策不仅是农业经济的支撑体系，更是国家疆域治理的深层机制。本文将沿着历史的脉络，深入探究唐宋两代屯垦政策的演变逻辑，剖析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人口流动与技术传播，推动国土在空间、经济与文化维度上的立体拓展。

一、唐代屯垦：以军屯为核心的边疆拓殖体系

1.1制度根基：均田制与府兵制的协同支撑

唐代屯垦的兴盛，首先得益于前期两大基础制度的配合——均田制与府兵制。均田制自北魏延续至唐，规定丁男受田百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80亩为口分田），这一制度不仅稳定了自耕农群体，更为军屯提供了”兵农合一”的人力基础。府兵制下，士兵”寓兵于农”，平时耕作，战时出征，其所需的部分装备与粮食需自行筹备，这便催生了军队自行屯田的需求。据《唐六典》记载，唐代军屯的管理极为规范：“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每50顷为一屯，设屯官、屯副管理，士兵按户授田，收获的粮食除自用外，剩余部分上缴军仓。这种”以农养兵”的模式，既减轻了中央财政负担，又让士兵与土地深度绑定，形成”守土即守家”的心理认同。

1.2边疆实践：从河西走廊到安西四镇的立体布局

唐代的屯垦重心集中于西北边疆，这与当时的地缘格局密切相关。自太宗贞观年间击败突厥后，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辖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但遥远的补给线使驻军粮饷成为大问题。此时，军屯便成为”以战养战”的关键。例如，武则天时期，娄师德任河源军司马，在青海湖畔组织士兵开垦荒田5000余顷，“岁收粟数十万石”，不仅解决了驻军粮荒，还能接济周边州县。河西走廊的甘州（今张掖）更是唐代屯垦的典范，据《通典》记载，甘州”每岁收获，常不减二十万”，当地百姓甚至编出”军粮既赡，边民始安”的民谣。

除了西北，东北与西南边疆的屯垦也同步推进。营州（今辽宁朝阳）作为连接中原与契丹、靺鞨的枢纽，通过军屯吸引了大量内地农民迁徙，逐渐形成”胡汉杂居、耕战一体”的边镇。剑南道（今四川西部）的屯垦则与对吐蕃的防御密切相关，松州（今松潘）的军屯不仅种植小麦、青稞，还引入内地的牛耕技术，使高原农业产量提升近三成。

1.3国土拓展的深层逻辑：从军事据点到行政单元的转化

唐代屯垦的高明之处，在于其不仅是军事防御的手段，更是国土实质化的过程。当军屯点形成稳定的农业区后，政府便会在此设立州县，将军事管理转化为行政管辖。例如，高宗时期在天山北麓设立庭州（今吉木萨尔），其基础正是贞观年间西州（今吐鲁番）军屯的辐射效应；河西走廊的沙州（今敦煌）在开元年间增设13个屯，随后升为都督府，辖境从原来的2县扩展至6县。这种”屯垦-驻军-设治”的递进模式，使唐朝的实际控制区从传统的”点状”边塞，逐渐扩展为”面状”的边疆行政区。

更值得注意的是，屯垦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融合。屯垦士兵与家属带来了中原的耕作技术（如曲辕犁、筒车）、历法节气与儒家文化，而边疆的胡商、牧民则传入了葡萄种植、马匹驯养等技术。敦煌莫高窟中唐代壁画里的”牛耕图”与”胡商遇盗图”，正是这种双向交流的生动写照。

二、宋代屯垦：从边疆防御到经济开发的重心转移

2.1时代背景：军事压力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双重驱动

如果说唐代屯垦是”外向拓边”，宋代屯垦则更像是”内向深耕”。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多重历史因素的交织：其一，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蒙古对抗，北方边疆的屯垦因战争频繁而难以稳定；其二，安史之乱后持续数百年的经济重心南移在宋代完成，南方的开发需求迫切；其三，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导致大量流民，政府需要通过屯垦安置人口、增加赋税。

与唐代以军屯为主不同，宋代的屯垦体系更为多元，分为”屯田”与”营田”两类：屯田主要由军队（多为厢军）经营，土地多为无主荒田；营田则招募流民或佃户耕作，政府提供农具、种子，收获后按比例分成（通常是”官四民六”或”官民对分”）。这种区分体现了宋代更注重经济效益的特点——屯田偏军事，营田偏民生。

2.2实践场域：从西北边地到江南水乡的空间转换

北宋前期，西北仍有屯垦，但效果远不及唐代。例如，宋太宗时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屯田，因当地干旱少雨、管理混乱，“岁入不偿所费”，不得不改为招募当地羌人耕作。到了南宋，淮河以北尽失，屯垦重心彻底转向南方。两浙路（今浙江、苏南）的圩田开发堪称典范：圩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