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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举措。当前，我国面临的风险形势复杂多变，涵盖经济、金融、公共安全、生态环境、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在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中仍存在诸多短板与不足。深入剖析这些问题，并制定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对于提升风险治理能力、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具有重要意义。

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风险识别：前瞻性不足，覆盖存在“盲区”

预警灵敏度低，被动应对为主

当前风险识别多依赖“事后反馈”，缺乏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前瞻性预警机制。例如，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排查中，部分地区仅关注显性债务规模，对隐性债务（如城投平台违规担保、PPP项目变相融资等）的识别滞后，往往在债务违约苗头显现后才启动应对；在产业链风险防控中，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供应链断链的预警不足，未能提前布局替代方案，导致部分企业在国际形势波动时陷入生产困境。

风险覆盖不全面，小众领域易遗漏

风险排查多聚焦经济、金融、公共卫生等“显性领域”，对意识形态、数据安全、新型网络犯罪等“隐性领域”重视不足。例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部分地区未建立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导致政务数据泄露、企业商业信息被窃取等事件频发；对短视频平台传播的错误思潮、虚假信息，缺乏实时监测与有效拦截，意识形态阵地管控存在漏洞。

基层识别能力薄弱，“最后一公里”断层

基层单位（如乡镇、街道、社区）缺乏专业的风险识别人才与工具，对辖区内的矛盾纠纷、安全隐患（如老旧小区消防隐患、小微企业生产安全漏洞）排查不彻底。例如，部分社区网格员仅依靠人工走访登记，未能运用数字化平台整合信息，导致独居老人安全风险、邻里矛盾等问题发现不及时，小风险逐步演变为大隐患。

（二）风险评估：科学性欠缺，量化分析不足

评估指标体系不健全，主观性较强

当前风险评估多依赖经验判断，缺乏统一、细化的量化指标。例如，在金融风险评估中，部分机构仅关注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传统指标，对影子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等新型风险的评估指标缺失；在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中，对群体性事件、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概率、影响范围测算过于模糊，难以精准划分风险等级，导致资源分配失衡。

跨领域风险联动评估缺失，“单打独斗”现象突出

不同领域的风险评估各自为战，未能考虑风险的关联性与传导性。例如，在房地产市场风险评估中，仅关注房价波动、房企债务情况，未联动分析其对金融系统（如银行按揭贷款违约）、地方财政（如土地出让收入下滑）、民生领域（如烂尾楼维权）的连锁影响，导致风险应对措施“顾此失彼”；在生态环境风险评估中，未结合经济发展需求统筹考量，部分地区为防范污染风险盲目关停企业，反而引发就业与经济下行风险。

评估结果与实际脱节，指导性不足

部分风险评估报告流于形式，数据采集不全面、分析方法落后，导致评估结果无法为决策提供有效支撑。例如，某地区在开展安全生产风险评估时，仅采用企业自主上报数据，未进行现场核查，隐瞒了大量安全隐患，评估报告最终成为“纸面文件”，未能指导后续整改工作。

（三）风险应对：处置能力不足，协同机制不畅

应对措施单一，“一刀切”现象普遍

面对风险时，部分地区和部门缺乏差异化、精准化的处置手段，习惯采用“暂停业务”“全面排查”等简单化方式。例如，在防范P2P网贷风险时，部分地区直接关停所有网贷平台，未区分合规平台与违规平台，导致正常借贷业务受阻，同时引发投资者集中挤兑，加剧风险扩散；在疫情防控后期，部分地区过度依赖“封控”措施，未结合疫情传播强度、区域经济特点动态调整，对民生与经济造成较大冲击。

应急储备不足，处置资源调配低效

一方面，应急物资储备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静态、轻动态”问题。例如，部分地区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仅满足短期需求，且缺乏轮换机制，导致物资过期浪费，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防护服、药品等关键物资仍出现短缺；另一方面，资源调配缺乏统一指挥，跨区域、跨部门物资调拨效率低下，例如在洪涝灾害救援中，地方政府与军队、消防、社会组织的物资调配衔接不畅，延误救援时机。

跨部门协同不力，“九龙治水”问题突出

风险处置涉及多个部门，但权责划分不清晰、沟通机制不健全，导致“多头管理”与“管理真空”并存。例如，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时，央行、银保监会、地方金融监管局的职责存在交叉，部分风险事件出现“谁都管、谁都不管”的情况；在数据安全风险处置中，网信、公安、工信等部门缺乏实时联动，数据泄露事件发生后，难以快速溯源、止损，扩大了风险影响范围。

（四）机制建设：长效保障薄弱，责任落实不到位

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常态化管理缺失

部分地区未建立“监测—评估—应对—复盘”的全流程风险防控机制，风险处置多为“临时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