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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机制分析

一、引言：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的必然转向

清晨推开窗，望着远处青山叠翠、溪水潺潺，很难想象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灰蒙蒙的矿区。那时的环境治理像一场”独角戏”——政府掏腰包治污，企业被动应付，老百姓干着急使不上劲。记得有位老环保工作者曾感叹：“单靠财政拨款，治污资金像撒胡椒面；单靠行政命令，企业总想着’躲猫猫’。”这样的困境，折射出传统环境治理模式的深层矛盾：行政手段的刚性约束难以覆盖千差万别的治理需求，财政资金的有限投入与日益增长的环境治理成本形成巨大缺口，而企业作为污染主体的内生动力始终不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所谓市场化机制，本质上是通过引入市场主体、搭建交易平台、设计利益引导规则，让”保护环境有利可图”成为现实，最终形成”污染者付费、治理者受益、全社会参与”的良性循环。这种转变不是对政府作用的否定，而是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协同发力，让环境治理从”要我治”变为”我要治”，从”政府包打天下”变为”全民共建共享”。

二、传统治理模式的瓶颈：为何需要市场化机制？

（一）财政投入的”天花板”效应

某西部省份环保部门的同志曾算过一笔账：全省每年工业废水排放量超过30亿吨，若按现行处理成本每吨3元计算，仅工业废水治理就需90亿元。而该省当年环保预算仅45亿元，缺口高达一半。更棘手的是，随着环保标准逐年提高，治理成本还在以每年8%的速度递增。这种”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在全国具有普遍性——2020年前后的统计显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1.5%-2%之间，而国际经验表明，当这一比例达到2%-3%时才能基本控制环境恶化。

（二）企业治污的”动力真空”

走访过许多工业园区，常听到企业负责人的”苦衷”：安装一套先进的废气处理设备要投入500万元，每年运行成本80万元，而不处理被查到的罚款最多20万元。“算经济账不划算”的心理，导致部分企业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治污。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根源在于传统治理模式下企业治污的收益与成本严重失衡——治污带来的环境效益是公共产品，企业无法直接获得经济回报；而不治污的成本（罚款）远低于治污投入，形成逆向激励。

（三）治理需求的”精准错位”

不同地区的环境问题千差万别：有的地方缺水，需要重点治理水污染；有的地方多山，需要加强水土流失防治；有的地方是老工业基地，工业污染历史欠账多。传统的”一刀切”治理模式，比如统一要求企业安装某类设备，往往忽略了具体场景的差异性。曾在南方某县看到，当地政府为治理农村面源污染统一发放生物菌肥，但农民反映”效果不如化肥明显，价格还更贵”，结果很多肥料堆在仓库里发霉。这种”政府配餐、群众不买账”的现象，暴露了行政手段在满足多样化治理需求上的局限性。

三、市场化机制的核心要素：如何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一）产权界定：给生态资源”上户口”

就像买卖房子需要房产证，生态资源要进入市场交易，首先得明确”谁拥有、谁受益”。这两年在浙江、江西等地试点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核心就是给山林、河流、湿地等生态资源确权。比如某山区县为每片山林发放”生态资源产权证”，明确集体林地的碳汇收益权归村集体所有。有了这本”绿色房产证”，村集体就能把山林的碳汇量打包卖给需要抵消碳排放的企业，去年某村就靠卖碳汇赚了30多万元，村民分红每人多了800块。

（二）价格形成：让环境成本”显形化”

过去企业排污的成本主要是末端治理费用和可能的罚款，而环境损害的隐性成本（比如对周边居民健康的影响、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破坏）没有被计入。市场化机制通过建立环境资源价格体系，让这些隐性成本”显形”。以污水处理为例，某城市推行”污染当量收费”，根据企业排放污水的COD、氨氮等指标浓度，按照每当量2.8元收费。一家食品厂原来每月排污费3万元，实行新收费标准后，因为排放浓度超标，费用涨到8万元。企业一算账，投资200万元改造污水处理设施，每月能省5万元，两年就能收回成本，很快就主动升级了设备。

（三）交易平台：搭建生态资源”交易所”

有了产权和价格，还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交易平台，让生态资源像商品一样流通。目前全国已建成多个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比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用能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市场等。以碳市场为例，某电力企业因为技术改造，年度碳排放配额剩余20万吨，通过全国碳市场以每吨50元的价格卖给另一家超排的钢铁企业，赚了1000万元。这种”富余配额能换钱、超排配额要花钱”的机制，让企业从”要我减排”变成”我要减排”。去年全国碳市场成交额超过100亿元，相当于用市场力量推动了约2亿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四）主体培育：激活”治污专业户”

市场化治理离不开专业化的市场主体。这几年涌现出一批环境服务公司，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