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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里翻译规范理论透视《红字》两个中译本的差异与启示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红字》作为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于1850年发表后，迅速在文学界引起轰动，奠定了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这部浪漫主义长篇历史小说以17世纪美国清教重镇新英格兰地区为背景，围绕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爱情悲剧展开。白兰因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恋并生下女儿，被强制佩戴象征通奸的红色“A”字，遭受来自教权、政权和夫权的多重迫害。霍桑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丰富的象征手法，深入探讨了人性、道德、罪恶与救赎等主题，对美国的清教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红字》不仅是美国第一部成熟的文学作品，更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篇之作，其深远影响跨越时空，为后世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深刻的启示。

自20世纪30年代首个中译本诞生以来，《红字》在中国的翻译历程已逾80载。在这期间，众多译者纷纷投身于《红字》的翻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市面上的中译本多达数十个。不同译者由于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翻译理念和个人风格的差异，呈现出各具特色的译本。这些译本在推动《红字》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其中，韩侍桁先生于1954年出版的译本（实际上是在其1940年初版、1948年再版的译作基础上大幅修改而成）与姚乃强先生于1996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译本，在众多译本中脱颖而出，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深受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作为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该理论认为，翻译过程并非孤立的语言转换，而是受到多种规范的制约，这些规范涵盖了从翻译政策的制定到具体翻译操作的各个层面。预备规范涉及翻译政策的制定，包括译者的专业资格、翻译目的和读者对象等；初始规范关乎译者在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权衡；操作规范则涉及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如何运用语言和文化的转换实现原文和译文的等值。通过这一理论框架，可以深入剖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过程，以及这些决策如何受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影响，从而揭示翻译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规律。将图里翻译规范理论应用于《红字》两个中译本的研究，有助于从全新的角度解读这两个译本，深入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与考量，进而为文学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提供有益的参考。

1.2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运用图里翻译规范理论，深入剖析《红字》韩侍桁译本和姚乃强译本，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两个译本在翻译策略、语言表达和文化传递等方面的异同，探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受到翻译规范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体现在具体的译文之中。具体而言，通过对预备规范的分析，了解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定位以及所遵循的翻译政策；借助初始规范的探讨，明晰译者在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的权衡取舍；通过操作规范的研究，分析译者在词汇、句法和篇章层面的具体翻译技巧及其对译文风格和质量的影响。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文本分析是深入理解和阐释文本意义、结构和语言特点的重要手段。在本研究中，通过对《红字》原文以及韩侍桁、姚乃强两个中译本的细致研读，分析文本中的词汇运用、句法结构、修辞手法、文化意象等要素，准确把握原文的内涵和风格，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处理方式。对比研究则是将两个或多个对象进行对照比较，以发现其异同点并探究背后原因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韩侍桁译本和姚乃强译本在词汇、句法、篇章等层面的全面对比，系统梳理两个译本在翻译策略和语言表达上的差异，进而结合图里翻译规范理论，深入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揭示翻译规范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和作用机制。

二、图里翻译规范理论概述

2.1理论溯源

20世纪中后期，西方翻译学研究经历了重大的范式转型，这一时期成为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诞生的重要契机。在此之前，传统语言学范式下的翻译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层面的对等分析，局限于语文学的范畴，多围绕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优美与忠实等问题展开争论，研究方式呈现出“经验式”“随感式”“印象式”“评点式”等特点。这种研究模式在解释翻译实践中的丰富文化现象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随着对翻译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入，翻译学界逐渐意识到翻译活动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还受到诸多超语言要素的交互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詹姆斯?霍姆斯建构的描述翻译学与伊塔马?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共同推动了翻译研究重心从文本静态对比向社会文化动态考察的转变，为翻译规范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吉恩?图里整合前期理论成果，于《描述翻译学及其外延》中系统地提出了翻译规范理论框架。

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具有双重突破性。在微观层面，它建立了文本转换的操作规范体系，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