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在严复《天演论》译文中的体现：基于“达旨”译法的多维考察.docxVIP

译者主体性在严复《天演论》译文中的体现：基于“达旨”译法的多维考察

一、引言：译者主体性研究视域下的严复翻译范式

（一）研究背景与核心问题

在翻译研究领域，长期以来，翻译活动多被视作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过程，原文本被奉为绝对权威，译者的角色被局限为原作者的“仆人”，其任务仅是在目标语言中精准复制原文内容。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不再被单纯看作语言层面的操作，而是被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审视，译者主体性这一关键要素逐渐进入学界视野，并成为研究热点。

严复，作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关键人物，其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的实践，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念的束缚。当时，晚清社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的腐朽，使中国社会处于深刻的变革前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严复翻译《天演论》并非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承载着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时代使命。他没有遵循传统的“信、达、雅”中对“信”的刻板理解，即逐字逐句的对应翻译，而是采用了“达旨”译法，对原文进行了大胆的重构与改写。

严复在《天演论》译文中，通过主动选择原文内容、调整文本结构、融入个人思想阐释等方式，使译文与晚清社会的迫切需求紧密相连。他对“evolution”的翻译，未采用当时流行的“进化”，而是创造性地译为“天演”，既涵盖了生物进化的含义，又蕴含社会发展的复杂变化，契合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天道运行的认知，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视角；在伦理观念的翻译上，严复借用儒家“礼法并用”的理念，将赫胥黎原著中“道德进步和情感发展同步的过程”译为“治化”，这种翻译方式既保留了原著精神，又使译文更易于被中国士大夫阶层接受。这些翻译策略的运用，充分展现了严复作为译者的主体能动性，也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典型案例。

基于此，本文聚焦于严复在《天演论》翻译过程中，如何通过一系列主体性建构的翻译策略，实现译文与晚清社会需求的深度互动，探讨译者主体性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表现形式、作用机制及其对目标社会的影响。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路径

译者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基于所处的文化语境、自身的翻译意图以及对目标读者需求的考量，所展现出的主动干预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译者并非被动的传声筒，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参与者，他们在尊重原文本的基础上，会根据各种因素对原文进行选择、阐释、改写甚至再创作，从而使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实现特定的功能与价值。

本研究将结合Bassnett与Lefevere的改写理论展开。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行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是影响翻译策略选择和译文生成的关键要素。诗学包括文学形式、风格、主题等文学内部规则以及文学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意识形态涵盖了译者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观念和价值取向；赞助人则可以是个人、团体或机构，他们通过经济支持、社会地位赋予等方式，对翻译活动施加影响。

从历史语境维度出发，深入考察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西方思想文化的涌入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分析这些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严复的翻译动机和策略选择。例如，当时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促使严复希望通过翻译西方先进思想，为救亡图存提供理论支持，这一动机直接影响了他对《天演论》的选择以及翻译过程中的改写策略。

在文本操作层面，细致分析严复在《天演论》翻译中对词汇、句子、篇章结构的处理方式，探究他如何通过语言层面的调整来实现译文的流畅性、可读性以及对原文思想的有效传达。如严复采用古汉语的表达方式，使译文具有古朴典雅的风格，既符合当时士大夫阶层的阅读习惯，又增强了译文的文学性；他对原文结构的调整，使译文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内容。

从文化功能角度，探讨严复的翻译如何在传播西方思想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融合，分析译文在推动中国社会思想变革、文化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严复在翻译中融入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激活了传统思想资源，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全面揭示严复在《天演论》中作为“文化中介者”的主体能动性，展现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和重要价值。

二、历史语境中的译者定位：救亡图存目标下的翻译动机

（一）晚清社会危机与思想启蒙需求

19世纪末，中国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深渊。甲午战争的惨败，如同一记沉重的铁拳，彻底击碎了清政府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实现自强的美梦，也让中国的民族危机急剧加深。《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