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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考试内容与录取机制研究

引言

站在西安大雁塔下，望着斑驳石壁上模糊的唐代进士题名，仿佛能听见千年前放榜时的喧闹——有人击掌痛哭，有人仰天长笑，有人攥着未干的诗稿在人群中挤向榜单。这些或悲或喜的面孔背后，是一套影响中国千余年的选官制度正悄然成型。唐代科举，上承汉魏察举、九品中正之余绪，下启宋元明清科举之规制，既是中古社会阶层流动的“转换器”，更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过滤器”。要理解这一制度如何塑造了唐代的文人风貌与社会结构，就必须深入探究其核心——考什么、怎么考、如何录。本文将以“考试内容”与“录取机制”为双轴，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制度解码。

一、唐代科举的考试内容：从经典到文采的多元探索

唐代科举的科目设置，堪称“因时制宜”的典范。既有“常科”这类每年定期举行的常规考试，也有“制科”这类皇帝临时下诏开设的特殊科目；既有“明经”“进士”这类关乎政治人才选拔的核心科目，也有“明法”“明算”“明字”这类专攻法律、数学、文字的专科考试。其中，最具代表性且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明经与进士两科。

1.1明经科：以经术为本的基础考核

明经科的核心是“通经”，即对儒家经典的准确掌握与阐释。其考试流程分为三步：首试“帖经”，次试“墨义”，终试“策问”。所谓“帖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经书填空题”——考官将儒家经典（如《诗经》《尚书》）某行文字的两端遮盖，仅露出中间部分，考生需补全被遮盖的内容。据《通典·选举三》记载，帖经“每经十帖，得六以上者为通”，也就是说，十道题答对六道才算通过。这种考核方式看似机械，实则是为了确保考生对经典文本烂熟于心——毕竟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唐代，能完整背诵几部经书已是了不起的学问。

通过帖经后，考生需面对“墨义”。这是一种“简答题”，要求考生用书面形式回答经典中的具体问题。例如，考官可能问：“《论语·学而》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作何解？”考生需直接引经据典，简明扼要地作答。墨义的难度在于，不仅要记忆原文，还要理解经典的内在逻辑。若说帖经是“记硬背”，墨义便是“活学”。

最后一关“策问”则是“应用题”，要求考生结合经典思想，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如某年明经策问曾涉及“如何以周礼治乡”，考生需从《周礼》中提取乡遂制度、保甲连坐的相关内容，再结合唐代乡里治理的实际情况展开论述。这一步的设置，体现了唐代统治者“以经术致用”的人才观——不仅要“通经”，更要“用经”。

1.2进士科：从策论到诗赋的文学转向

与明经科的“守经”不同，进士科更强调“创新”。唐初的进士科仅考“帖经”与“策问”，但随着社会文化的繁荣，高宗时期开始加试“杂文”（即诗赋），到玄宗开元年间，诗赋正式成为进士科的核心考核内容。这一转变，深刻塑造了唐代“尚文”的社会风气。

以诗赋取士，绝非简单的“考文采”。唐代试帖诗有严格的格式要求：通常为五言六韵或八韵的排律，需紧扣题目中的关键词（称为“题眼”），还要体现“颂圣”“劝善”的政治导向。例如，贞元年间的考题《终南望余雪》，考生需既描绘终南山雪后初晴的景色，又隐含“圣恩遍覆”的寓意。大诗人白居易年轻时应进士试，所作《性习相远近赋》便因“上可以播教，下可以移风”的深刻立意，被考官赞为“有王佐之才”。

策问在进士科中同样重要，但要求更高。明经策问侧重“依经解答”，进士策问则鼓励“独抒己见”。例如德宗朝的一道策问题目：“自古理乱，系于有无贤能。今州县荐举，或累岁无一人，岂真无贤？抑举择之法未备？”考生需结合历史案例（如汉之察举、隋之科举）与现实弊端（如地方官不愿荐贤），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这种考核方式，既要求考生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又需要敏锐的现实观察。

1.3其他科目：专科教育的早期尝试

除了明经、进士这两大“热门”，唐代科举还设有“明法”“明算”“明字”等专科科目，虽报考人数较少，却体现了唐代对多元人才的需求。明法科主要考核唐代律令，如《唐律疏议》中的“卫禁律”“户婚律”，要求考生不仅能背诵条文，还能分析具体案例的判罚依据；明算科则考数学，内容包括《九章算术》中的分数运算、面积计算，甚至涉及“缀术”（高阶数学问题）；明字科专考文字学，需识别古文字、辨析异体字，相当于今天的“古汉语专业考试”。

这些专科科目的存在，反映了唐代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重视。例如，明法科出身的官员往往被派往大理寺、刑部，负责案件审理；明算科出身者多进入司天台（天文机构）或太府寺（财政机构），参与历法制定与财务核算。只可惜，受“重文轻技”传统影响，这些科目始终被视为“旁门”，报考者多为寒门子弟，即便及第，升迁也远慢于明经、进士出身者。

二、唐代科举的录取机制：从程序规范到人为影响的动态平衡

考试内容决定了“考什么”，录取机制则回答“怎么录”。唐代科举的录取并非简单的“分数决定论”，而是一套包含报考资格审查、多层级考试、行卷荐举、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