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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常平仓体系与灾荒应对机制

引言：在饥饿与生存之间，古人的智慧之光

两千年前的华夏大地上，黄土高原的尘沙还未完全掩盖住商周的青铜余韵，黄河水仍在周期性地漫过两岸的田垄。对于以农为本的汉代人而言，“靠天吃饭”从来不是一句轻松的谚语——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西汉214年间共发生各类灾荒193次，平均每年近一次；东汉195年间灾荒112次，水旱蝗疫如影随形。当麦陇青青时，农夫们弯着腰在田间耕作；当赤地千里时，饿殍的惨状便会刺痛每个治世者的神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套影响中国两千年的粮食调控体系——常平仓，在汉代逐渐成型，成为连接丰年与荒年、官府与百姓的重要纽带。

一、常平仓的起源与制度设计：从思想萌芽到国家工程

1.1先秦仓储思想的积淀：未雨绸缪的生存智慧

常平仓并非汉代的独创，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更早的三代时期。《礼记·王制》中已有”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的记载，将粮食储备提升到”国本”高度。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推行”轻重之术”，提出”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主张政府在丰年收购粮食、荒年抛售以平抑物价。战国李悝在魏国实施”平籴法”，更具体地规定：“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这种按年景丰歉分级调控的思路，已具备常平仓的雏形。

1.2汉代的现实需求：从”文景之治”到”常平之议”

汉初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但粮食流通的矛盾却日益突出。一方面，丰年时”谷贱伤农”现象普遍，《史记·平准书》记载”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而丰收之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另一方面，灾荒时粮价暴涨，《汉书·食货志》载元帝初元元年”关东郡国十一饥，疫尤甚，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这种剧烈的价格波动不仅威胁农民生计，更影响国家稳定。

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正式提出建立常平仓的建议：“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其贾而粜，名曰常平仓。”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并推广至全国，标志着常平仓从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制度。耿寿昌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继承了先秦的储备思想，更将其与市场调节结合——不是简单的”积谷”，而是通过”低买高卖”的市场手段实现粮食的动态平衡，既保护生产者利益，又保障消费者需求。

1.3制度设计的细节：从选址到监管的全链条管理

汉代常平仓的制度设计体现了高度的系统性。首先是选址布局，《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常平仓多设于”郡县治所及交通要冲”，既靠近粮食主产区，又便于向周边辐射。如关中地区的常平仓多分布在长安、洛阳附近，关东则集中在荥阳、陈留等漕运枢纽。其次是仓储规模，根据《居延汉简》记载，边郡常平仓的容量一般在数千石至万石之间，内郡大仓可达十万石以上，如洛阳常平仓”积谷百万斛”。

管理体系上，中央由大司农总领，地方设”仓曹”专职管理，基层由”啬夫”“仓佐”等吏员具体负责。《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详细规定了粮食入仓的流程：“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禀者各一户，以气（饩）人。”即粮食入仓需经县、乡、仓三级官员共同验印，确保数量质量无误。为防止腐败，汉律对”盗仓谷”的处罚极严，《二年律令·贼律》规定”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若涉及常平仓粮食，处罚还要加重一等。

二、灾荒应对中的常平仓：从预防到救助的全周期运作

2.1灾前：未雨绸缪的储备机制

汉代对灾荒的预警主要依赖天文观测与农情报告。《汉书·天文志》记载”岁星所在国穰，去之则饥”，虽有迷信色彩，但地方官员需定期上报”雨泽状”（降雨情况）、“禾稼状”（作物长势），大司农据此判断丰歉趋势。一旦预测可能出现灾荒，常平仓便启动”预籴”程序：在邻近的丰收地区以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粮食，提前调运至灾险区域。如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根据”三辅之地春旱少雨”的报告，大司农提前从河东、上党调运五万石粮食至长安常平仓储备，当年夏季关中果然发生旱灾，这些储备粮发挥了关键作用。

储备粮的来源除了官府收购，还包括”入粟拜爵”的补充。文帝时晁错提出”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这种政策在武帝后逐渐调整，部分粟米转而纳入常平仓体系。《汉书·食货志》载武帝元狩四年”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其中一部分”甘泉粟”便用于充实关中常平仓。

2.2灾中：平抑粮价的稳定器

灾荒发生后，常平仓的核心任务是”减贾而粜”。根据《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四年常平仓初设时便明确”谷贵时减其贾而粜，以利民”，这里的”减贾”并非低于成本价，而是低于市场投机价格。如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