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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文化哲学研究：多维视域下的理论建构与时代价值

一、瞿秋白文化哲学的形成背景与理论渊源

（一）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思想觉醒

20世纪初的中国，深陷于内忧外患的泥沼，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使得国内民生凋敝，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而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更是让中国的主权遭受严重侵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在艰难地进行着转型，传统的经济模式逐渐瓦解，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政治体制也在不断地进行改革和探索。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也异常活跃。五四新文化运动如同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这场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对封建礼教、旧道德、旧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探索精神。他们积极寻求救国之道，试图通过思想文化的变革来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中。

瞿秋白，这位出生于江苏常州没落士绅家庭的知识分子，自幼便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勤奋好学，对中国的历史、文学、哲学等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在俄文专修馆的学习经历，不仅让他掌握了一门外语，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了西方的思想文化，拓宽了自己的视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被推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这一经历促使他开始反思中国的现状，并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1920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奔赴苏俄，进行实地考察。在苏俄的两年时间里，他亲身感受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巨大变革，深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的实践。他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与当地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接触。通过对苏俄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瞿秋白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从而坚定地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二）理论渊源的多元融合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奠基

瞿秋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系统地译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引入中国，为中国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强调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还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在《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瞿秋白通过自己在苏俄的亲身经历，生动地描绘了社会主义文化在俄国的发展和实践，展现了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文化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只有通过文化的变革，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瞿秋白吸收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的异化。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成为了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人们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失去了自我，成为了金钱和权力的奴隶。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业文化，强调物质的追求和消费主义，使得人们陷入了无尽的欲望之中，忽视了精神的追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为了摆脱这种异化状态，瞿秋白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实现文化的解放。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文化，为人民的幸福和自由服务。

中西文化碰撞中的批判继承

瞿秋白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精神强调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关注社会现实，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文化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必须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在《赤潮曲》中，瞿秋白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关怀，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坚定信念。他用激昂的文字呼吁人们团结起来，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体现了“经世致用”精神在他思想中的深刻烙印。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瞿秋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态度。他批判了“东方文化派”的保守主义思想，认为这种思想盲目排外，拒绝接受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东方文化派”主张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认为西方文化是堕落和腐朽的。瞿秋白指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没有认识到西方文化中蕴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和先进的技术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他也吸收了杜威实用主义的积极因素，杜威强调知识的实用性和实践的重要性，认为真理是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的。瞿秋白认同这一观点，他主张文化革新必须立足中国实际，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需求，融合科学理性与民族特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

瞿秋白的文化哲学体系，正是在这种对中西文化的批判继承中逐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