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志编纂与行政功能.docxVIP

宋代地方志编纂与行政功能

引言

站在杭州西湖边的碑亭前，望着南宋《咸淳临安志》残碑上斑驳的字迹，总让人想起八百年前那些伏案编纂方志的文人。他们或许不曾想到，这些记载着山川、户口、物产的”地方档案”，竟会成为宋代地方治理的”百科全书”。中国地方志的编纂传统可追溯至秦汉，但真正形成体系、与行政功能深度绑定的，当推两宋时期。从宋太祖诏令编纂《太平寰宇记》开始，到南宋《吴郡志》《景定建康志》等名志辈出，宋代地方志不仅完成了从”地理书”到”治理工具”的蜕变，更在行政信息整合、政策制定、社会教化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编纂与行政的良性互动，恰似一条隐秘的线索，串联起宋代地方治理的智慧与温度。

一、宋代地方志编纂的时代背景与体例创新

1.1中央集权强化与地方治理需求的双重推动

北宋开国后，宋太祖吸取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通过”杯酒释兵权”“更戍法”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但如何有效管理幅员辽阔的地方仍需破题。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祖曾对宰相赵普感慨：“朕每念及郡县之广，民生之艰，常恨不能遍识山川户口。”这种对地方信息的迫切需求，直接催生了官方主导的地方志编纂。太宗时编纂的《太平寰宇记》，首次将”天下郡县”纳入统一体例，要求各地报送”图经”（早期地方志）作为底本，正是中央试图掌握地方全貌的尝试。

与此同时，宋代经济的繁荣也为地方志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素材。两宋时期，商品经济活跃，市镇兴起，苏州、扬州等城市”十万烟火”，海外贸易催生了泉州这样的”东方第一大港”。这些变化要求地方志不仅记录”山水之形”，更要记载”市井之繁”。如《吴郡志》中对苏州”行市”的详细描述——“药市在富仁坊，米市在太伯庙前，花市在闻门内”，正是对商业经济发展的直接回应。

1.2体例完善：从”地理书”到”百科全书”的蜕变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虽已初具方志雏形，但内容以”山川、道里、户口”为主，体例相对单一。到了宋代，地方志的体例呈现出显著的”扩容”特征。以《太平寰宇记》为例，全书200卷，除传统的地理沿革、山川形势外，新增了”人物”“艺文”“土产”“风俗”等门类，首次将人文历史纳入方志体系。南宋《景定建康志》更将体例细化为”图、表、志、传”四大板块，其中”疆域志”包含”户口”“赋税”“科差”，“山川志”附”水利”“津梁”，“人物志”分”名宦”“乡贤”“列女”，这种细致的分类已具备现代地方综合志书的雏形。

这种体例创新并非偶然。北宋仁宗曾下诏要求”诸州图经，每三年一造”，并规定报送内容须包含”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古今兴废之由”。官方的明确要求，推动地方志从单纯的”地理志”演变为涵盖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的”地方全史”。如绍兴年间编纂的《严州图经》，不仅记录了严州（今浙江建德）的”主户六万八千，客户三万二千”，还详细记载了”茶课岁入二万贯”“酒税每场月额三百贯”等经济数据，这些内容后来成为南宋推行”经界法”（土地清丈）的重要参考。

1.3官民共纂：行政需求与文化自觉的交织

宋代地方志的编纂主体呈现出”官方主导、士人参与”的特点。中央层面，秘书省下设”详定九域图志所”，负责统筹全国方志编纂；地方上，知州、通判往往担任”监修”，而具体编纂多由当地名儒、致仕官员承担。如范成大编纂《吴郡志》时，虽已卸任平江知府，但凭借对苏州的熟悉，“遍访故老，考订旧籍”，书中”水利”部分甚至参考了民间流传的《至正水利书》残稿。

这种官民合作的模式，既保证了方志的权威性，又注入了民间视角的鲜活内容。比如《嘉泰会稽志》中关于”越中岁时风俗”的记载——“正月元日，家设桃符，饮屠苏酒；清明插柳于门，男女簪柳”，这些细节若非民间士人参与，很难被官方档案记录。更重要的是，士人们在编纂过程中往往带着”资治”的自觉，如周应合编纂《景定建康志》时明确表示：“志者，史也；史以资治，志亦以资治。”这种将编纂与行政功能直接关联的意识，是宋代方志区别于前代的重要特征。

二、宋代地方志的行政功能：从信息整合到治理实践

2.1行政决策的”信息库”：为施政提供数据支撑

宋代地方官员赴任时，“首阅方志”几乎成为惯例。《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南宋某任处州知州到任后，发现”税籍混乱，民多隐田”，随即查阅《括苍志》（处州旧称括苍），根据书中”庆元六年括苍县田亩清册”的数据，重新核定税赋，“民皆服其公”。这并非个例，地方志中系统的地理、经济、人口数据，为官员了解地方实况提供了最直接的参考。

具体来看，地方志的”信息功能”体现在多个维度：

地理信息：山川走向、河流分布、关隘位置等，是军事布防、交通规划的基础。如《方舆胜览》记载”剑门关，两山夹峙，一夫当关”，南宋在川陕抗金时，正是依据此类记载加强关隘防御。

经济信息：土贡物产（如两浙的丝绸、福建的茶叶）、税赋额度（如两税、商税、酒税）、水利设施（如太湖圩田、四川梯田）等，为制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