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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撕毁合同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撕毁两国此前签订的600个合同，其中包括343个专家合同和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这一决定如同一道惊雷，骤然打破了中苏两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合作格局。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以来，苏联援建的304个项目中，已有103项建成投产，其余201项正处于紧张的建设阶段。然而，苏联政府的这一单方面行动，直接导致中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陷入停顿或半停顿状态，给年轻的共和国经济建设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追溯这一事件的根源，中苏两国之间的分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早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一做法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背离，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意识形态的裂痕由此初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歧逐渐从意识形态领域蔓延到国家利益层面。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苏联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的行动过于“冒险”；1959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苏联却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这一系列事件让中苏关系雪上加霜。而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则成为矛盾公开化的导火索。苏共领导人在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无端指责，并在会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将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最终导致了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极端行为。

苏联政府为实施这一决定，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共1390名，并终止了后续专家的派遣。更令人愤慨的是，这些专家在撤离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技术资料，同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及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无疑给中国的工业建设和科技发展带来了沉重打击。许多正在建设中的项目因缺乏技术支持和关键设备而被迫停工，一些科研项目也因失去了必要的资料和指导而陷入困境。

苏联撕毁合同的行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造成了重大损失。在经济方面，大量建设项目的停滞，不仅浪费了前期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当时正值中国经济面临困难的时期，苏联的这一举措无疑是雪上加霜，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在国防工业领域，影响尤为显著。苏联此前承诺援助中国的国防新技术项目，包括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的供应，都随着合同的撕毁而终止，这使得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苏联的背信弃义，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屈服，而是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应对措施。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苏联的行为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和对国际准则的破坏，强调中国人民有决心、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在经济上，中国政府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动员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开展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为了偿还苏联的债务，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将大量的农产品、矿产品等物资用于出口。新疆的可可托海矿区成为偿还债务的重要基地，这里出产的钨、铍、锂等稀有金属，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支撑起了巨额的债务偿还。

在科技和工业领域，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智慧。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图纸和资料，一些关键设备也被拆除或破坏。面对这一困境，中国的科研人员从零开始，自力更生。以核武器研究为例，在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等一批杰出科学家的带领下，科研人员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没有精密的计算工具，他们就用算盘日夜不停地计算数据；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他们就自己动手修理和制造。在戈壁滩的秘密研究基地里，科研人员们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粗茶淡饭，却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科研一线。王淦昌甚至隐姓埋名，化名“王京”，在戈壁滩上默默奉献了17年。

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在应对苏联撕毁合同的挑战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经济上，中国不仅没有被债务压垮，反而提前还清了苏联的欠款。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提供的所有贷款本息，1965年又结清了最后一笔贸易欠款。陈毅外长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在科技领域，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震撼世界的成就向世人证明，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能够掌握尖端技术。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又取得成功，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在工业建设方面，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中国的工业体系依然在艰难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许多被搁置的项目在科研人员和工人的努力下重新启动并最终建成投产。

苏联撕毁合同这一事件，虽然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也成为了中国走向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重要转折点。通过这一事件，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